梁武帝之后，水陆仪文由于经历周、隋战乱而逐渐失传。直到唐高宗咸亨年间（670年～673年），长安法海寺的英禅师在大觉寺内的一位僧人义济那里，得到了某武帝的水陆仪文原本，遂再兴法会于山北寺。 从此，水陆法会又得以重新风行海内。
宋代水陆法会尤其流行，特别是在南方，水陆佛事盛行，成为战争以后朝野举行的一种超度仪式 人们普遍认为：“保庆平安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善。 追资尊长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孝。济拔卑幼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慈， 由是富者独主营办，贫者共财修设。”由此可见，不论贫富贵贱，只要遇到重要的事情，必设水陆道场，也可理解为佛教特有的大型早祭祀，超度、布施、祈福活动。
宋神宗熙宁中(1068年～1077年)，东川杨锷根据梁武令仪文，撰成《水陆仪》三卷，盛行于世，并在内坛设画像，当时著名的水陆法会有，宋元佑八年（1093年)十月十一，苏轼为亡妻王氏闰之设立的水陆道场，追荐超度亡妻，并撰《水陆法像赞》，轼拜手稽首，各为之赞，凡十六首。《水陆法像赞序》中有云：“唯我蜀人，颇存古法，观其像设，犹有典型，虔召请于三时，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于慈悲之上，自然托四海于俯仰之间，轼敬发愿心，具严绘事，而大檀越张侯致礼，乐闻其事，共结胜缘，请法云寺法涌禅师善本。善择其徒、修营此会。 ”苏轼本是四川眉山人，所以他作的《水陆法像赞》被称为“眉山水陆”。所谓蜀人就是前文所言的撰作三卷《水陆仪》的杨锷既言其有“像设”，则知杨氏所作的水陆法会仪式中就已经开始用像了。 而苏轼在悼念亡妻王氏的水陆法会上，则制作了十六幅画像，分上堂八位和下堂八位，这种图像的排列方法就是源自此法。到了北宋后期，在宗颐所携的《水陆缘起》中，分成上中下三堂来供养诸神之像。
南宋时，史浩路过金山，见水陆法令之盛，乃施田一百亩，作《仪文》四卷，四时启建水陆大斋，称为“北水陆”。南宋末，志磐又根据史浩的《仪文》续成《新仪}六卷，称为“南水陆” 由此可见，水陆法会是宋代兴盛起来的，到了南宋末，志磐为了配合其所著斯仪六卷，他也画绘图二十六轴，数量也超出了16幅。
元代和明代对水陆法会极为重视。 明代的祩宏见“北水陆”仪文前后错杂，施行时随意变化，于是取“南水陆”仪之重加订正，成为《水陆修斋仪轨》六卷。清代的咫观又撰《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九卷、《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法轮宝忏》十卷。现在通行的清道光间仪润汇集株宏订正的《水陆仪轨》。
水陆法会有三大特点：一是时间长，多则四十九天，少则七天，最少也得三天。二是规模大，参加的僧人可多达千人，一般需要三两百人，起码不得少于七八十人，三是法事全，凡佛教各种常见法事无不包括在内，还要悬挂多则两百余幅，少则一百二十幅“水陆画”，需要宽敞的大殿才能挂得下。举办这样的法会，一般是规模较大的寺庙。
水陆法会的道场才为外坛和内坛。 内坛为中心坛，法事以内坛为主。内坛设置正中挂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等佛像、四周绕一圈布幕，把内坛分为上下两堂，桂上水陆画像，上下两堂画像共二十席，每席有十位(即画十轴)，只有上堂第一席佛圣像是十三轴。第十席启教诸师增四明志磬、云栖莲池大师共十二轴。如是以下详记每位圣凡名称，牌上皆画宝盖、莲花、飘带。
水陆佛事一般内、外坛时间安排均为七日。佛事前一天洒净，内坛依次分为上香、结界、上堂、斋天、圆满焰口、圆满送圣等各项佛事日程；外坛设天坛、华严坛、法华坛、楞严坛、诸经坛、净土坛六处，分别诵不同的经，多设于环绕大殿或法堂的厢房配殿中，是念经诵佛的坛场，远不如内坛、大坛热闹，仅为法会烘托气氛。内坛、欠大多设于寺庙中心的大殿。
法堂，是法会活动的主要坛场，前来观看的人特多。
待到元朝，在朝廷的大力扶持下，水陆法会的规模更是盛大空前。延祐三年(1313年)，朝廷于金山寺设立的水陆大会，令江南禅、教、律三宗的大德与会说法，参加僧众达1500多人。流传至今的径山高僧元叟行端《朝廷金山作水陆升座法语》，就是当时他临坛说法的记录。至治二年(1322年)的全山寺法会，规模也非同一般，月江正印禅师在《金山大会归上堂》里记载：金山大会，诫非小缘。山僧得与四十一人善知识，一千五百比丘僧，同入如来大光明藏，各说不二法门，共扬第一义谛。由此，全国各地纷纷效仿，推动了水陆法令活动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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