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之精神与目标

 事实上，精神与目标本是密切相关的，甚至不可分的。吾人作此分别，不过为了研究方便而已。

 一、根本精神

　　戒律的根本精神，就是佛教的总体精神。在许多经典里都提到的“七佛通偈”，就是此种精神的最好写照，即是整个佛教的总结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第一句“诸恶莫作”，可涵摄一切禁止性的戒条。第二句“众善奉行”，则尽摄“十善业道”乃至一切“饶益有情”的作为性戒条（即大乘菩萨的“三聚净戒”中的“饶益有情戒”之全部）。

　　第三句“自净其意”是戒的根本问题，意义至为深广。如果说前二句性质为“身”及“口”二业的清净——即行为的表现问题，则此句性质为“意”业——即一切外表戒行所从出者。如果把前二句看作“世俗伦理”（Scu1ar Mora1itv）的性质，即与儒家思想主张的“三达德”、“四维”、“五常”、“八德”类似，亦为西方哲学上自希腊亚里斯多德（Aristot1e，公元前384～322）建立正式的伦理学（Ethics）体系以来所探讨的“善”或“道德行为”（Good，Moral Conduct）问题；那么，第三句因为兼摄了戒、定、慧三学，贯通了“八正道”，旨趣在超越世俗的一切对立（包括善恶对立），故其性质可称为“胜义谛的伦理”（Supreme Morality）。

　　职是之故，把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归结到“七佛通偈”是确当的。事实上，在佛陀制第一条淫戒之前，已转法轮（传道）十二年；在此期间，就是以此通偈及“护口意清净，身行亦清净。净此三行迹，修行仙人道”等偈，以作摄众的规范而已。这些偈的内容同七佛通偈并无什么大差异。后来制定了数以百计的戒条，亦无非是从这“通偈”流出，亦即是这一根本精神的具体化与细密化而已。

 二、实践精神

　　根本精神的具体化就是实践精神。佛教戒律的实践精神表现在多方面，包括受戒的慎重、持戒的集体教化主义、犯戒的忏悔、舍戒的简易等均属之。兹分述如下：

 1．受戒的慎重

　　比起舍戒的容易，佛教任何戒（包括五戒、八戒、五众出家戒及菩萨戒）的授受均有一定的仪轨，还有年龄、消极条件不存在等等的限制，可谓相当慎重的。有些地方且演变为过分慎重了，变成不合理的苛细，有悖根本佛教的原意。例如中国佛教至今仍流行的“烧香疤”。约要以言，佛教戒律的授受，不仅在求律条的认识与遵守而已，更重要的是通过受戒的仪式便是身份的取得（如未受具足戒，根本就不是僧尼），故授受戒律的仪式具有实质的意义，迹近俗世法律的“要式行为”，其慎重是理所当然的。

2．集体教化主义

　　禁止为恶的性质之戒条，虽然旨在规范个人行为，期待出家人个人去坚守，但佛教极重视集体的力量，以达“毗尼清净”之目的。故有关布萨说戒（每半个月说波罗提本文）、每年夏安居后的“自恣”（鼓励他人举发自己的过错）制度、犯较重的罪须通过“羯磨”程序以忏悔……等等，无非在发挥强大的集体教化力量，在这种力量所形成的气氛笼罩的环境中，个人受到督责与熏习，自较易起持戒的效果。

3．犯戒的代价只需忏悔

　　忏悔是犯戒的核心问题。除了极少数大罪（如四波罗夷）必须摈出僧团者外，佛门子弟犯了任何戒条，只要透过“忏悔”程序，便可回复其清净之身；如属比丘及比丘尼，亦回复其僧权。至于“僧残”中的别住、“舍堕”罪的舍弃不应持有之财物等，也不过是忏悔的方法而已。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罪条，只要自己内心切实自悔一番即可。除非已修持到一定的境界（如菩萨地），否则一个人在修道过程中，不可能不犯任何戒条；所谓“不怕犯戒，只怕无戒可犯”，在不断犯戒的过程中去作不断的忏悔，这便是“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的渐修作用。因此，佛教戒律的处罚可说是最彻底的“教育刑主义”，也是最文明的教化方法。这比起世俗国家的刑罚不能脱离暴力的“报复主义”或“威吓主义”，不可同语，尤其比起西方一些宗教（如中世纪的耶教），对犯戒（如异教信仰）者可以判处以火烧死之刑罚，佛教对犯戒的忏悔处罚真是最文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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