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北方战乱，许多僧人纷纷避乱江南，东晋佛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东晋佛教首先得到了皇室的支持，据法琳《辩正论》载，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孝文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等都奉佛，都扶持佛教的发展，他们造寺、度僧、设斋，并鼓励译经、讲学、造像。诸帝中真正推崇佛法者，当自明帝开始，习凿齿曾讲，明帝“始钦道法，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与释道安书》，《弘明集》卷十二)。孝文帝和僧人于法开的关系很好，于法开善医术，孝文帝有疾，要请于法开诊视。哀帝则常请于法开讲经说法，对他也很尊重。哀帝又请僧人竺道潜入宫讲《大品般若经》，请支道林讲《道行般若经》，不过哀帝本人则是信奉黄老的，但他并不排斥佛教，简文帝虽然崇尚道教的清虚玄言，但他对佛教也很宽容，他很敬重竺法汰，请他讲《放光般若》，开题那天，他亲临讲场听法。东晋诸帝中真正信奉佛法的，当推孝武帝，《晋书》记载，“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孝武帝》，《晋书》卷九)。奉佛的时间是太元六年(381)。孝武帝对于佛教可以说是佞佛了，所以大臣王雅、许荣等人要劝谏他，但他仍是不接受。恭帝也是深信佛教的，他曾下令铸造佛像，“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恭帝传》，《晋书》卷十)。
东晋官员中，也弥漫着崇佛的风气，如丞相王导、中书令庾亮、尚书左仆射周、御使中丞周嵩、尚书左仆射谢琨、尚书令何亮、五州都督殷浩、宰相谢安等人都与佛教有关涉。在知识分子中，崇佛也成为时尚，书法家王羲之、书画家顾恺之、工书画文章的戴逵等人都好佛，其余如王濛、谢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谧、郭文、谢敷、许洵、范汪、孙绰、张玄等人，“并禀志归依，厝心崇敬”(《慧严传》，《高僧传》卷七)。
知识分子的奉佛，又以孙绰和郗超最为著名。孙绰是东晋有名的文学家之一，精通玄学、儒学和佛学，与名僧支道林交往很深。他著有《喻道论》，主张儒释调和，“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喻道论》，《弘明集》卷三)。郗超也为支道林所推重，他作《奉法要》，简明而又通俗地介绍了佛教的基本内容，其中包含了三归依、五戒十善之法、修斋法、三界五道论、五阴论、四非常、六度、报应论等内容，他也主张儒佛调和。
东晋时期民众的佛教信仰更为兴盛，虽然总的僧众数无从查考，据法琳《辩正论》载，明帝在建业一地就度僧千人，从中可见一斑。由于僧人的增加，为了便于管理，遂出现了佛教僧团组织，著名的僧团与道安和慧远有关。值得一提的是，东晋出现了尼众僧团，尼僧们有自己的寺院，活动十分活跃，这标志着佛教信仰已经深入到妇女阶层中去了。据宝唱的《比丘尼传》载，中土第一个出家的尼僧为西晋时的净检，而东晋时代北方著名的尼僧有安令首(后赵)、智贤(前秦)等人，南方著名的尼僧有妙相、明感、昙备、惠湛、僧基、妙音、道仪等人(见《比丘尼传》卷一)，这些名尼有很多都受到王公大臣的厚遇，尚书令何充为明感等十人专门立尼寺建福寺，褚皇后为僧基立延兴寺。以明感为首的僧团只有十来人，而以僧基为首的僧团则多达上百人。
|
随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