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寿及其《宗镜录》
从五代末年到宋代初年，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长期分裂的形势宣告结束，新的统一局面已经形成。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折的这一关键时期，佛教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有必要重新认真反省，确立新的思想和教义，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环境。永明延寿及其《宗镜录》的出现，代表了这一时代佛教的新动向。
延寿(904_975)，俗姓王，浙江余杭人。因长住永明寺，故时称永明延寿。少即心向佛教，年二十后，不茹荤，日唯一食。年二十八，为华亭镇将。年三十，舍妻孥而出家，礼四明翠岩禅师为师。衣不缯缕，食无重味，志操高尚。继而往天台山天柱峰，九旬修习禅定，有尺鹦巢于衣褶而不知。参诣天台德韶禅师，决择所见，密受玄旨，成为清凉文益再传弟子。后于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延寿于四十九岁(952)时，隐居于明州雪窦山。其时，学侣臻凑于门下；除诲人外，瀑布前坐讽禅默而已。有上堂说法之语，云：“雪窦这里迅瀑千寻，不停纤粟；奇岩万仞，无立足处。汝等诸人向什么处进步?”时有僧问：“雪窦一径，如何践履?”延寿答道：“步步寒花结，言言彻底冰。”(《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六)上述禅语，基本上保持了作为“山僧”的风味，颇具中国禅的意蕴。这与他长期栖居山野、与世隔绝的生活经历有关。计延寿在雪窦山弘传禅法前后共九年。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延寿五十七岁，受吴越忠懿王钱假之请，住杭州灵隐寺。翌年，移居永明道场(即净慈寺)，从学者二千余人。僧问：“如何是永明旨?”答日：“更添香着。”日：“谢师指示。”日：“且喜没交涉。”焚香礼佛并非禅宗本意，故这一段师资对话，虽然后来成为禅林套语，但实无禅的高远意境，与他在雪窦山时的说法大异其趣。时延寿又有偈日：“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六)此偈含义不甚分明，既可作禅学的理解，又可视为因受知遇而发，似有背离禅旨之嫌。
延寿由雪窦山到杭州的佛学思想转变，反映了客观环境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对他的直接影响。延寿人杭州之时，正是北宋建立之年，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基本结束。当时的杭州，则是偏于一隅的吴越国的都城。唐末五代的禅，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与延寿所处的时代、地域，都已不甚相宜。在上述背景下，《宗镜录》一书定稿于永明寺的演法堂。
开宝七年(974)，延寿年七十一，再度人天台山，度戒万余人。夜施鬼神，朝放诸生，余力念《法华经》一万三干部。他这次人天台的目的，都与早年九旬修禅大不一样，当知他晚年思想更有所变化。开宝八年，延寿跏跌而逝。卒后，为吴越王和北宋皇帝同时追仰，吴越王赐谥号“智觉禅师”，宋太宗赐塔额“寿宁禅院”。
延寿的佛学思想，是五代宋初时代特征的折射反映。他虽以禅宗命家，属法眼后裔，但弘扬范围之广、内容之杂，为此前禅宗诸家所未曾有。凡后世禅宗所提倡和实行的禅教一致、禅诵无碍、禅戒并重等，都能在延寿的思想中找到线索和答案。
《宗镜录》是延寿的主要著作，它总结了宋以前中国佛学的得失，指出了此后中国佛教的发展道路，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佛教在五代宋初演变的基本轨迹。《宗镜录》的主旨，是要在肯定唐代宗密“禅教一致”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发扬光大，并把这种融合思想的原则推及所有佛教宗派。
宗密时代，华严宗已经趋于衰退，而禅宗正方兴未艾，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此时，宗密资取华严圆融哲学，倡导禅教合一，目的是要重新树立诸佛及其经典的权威。但其后果，有可能销蚀禅宗“离经叛道”思想倾向。宗密不以当时最有发展前景的洪州禅为究竟，而以重视言说知解的荷泽禅为根本，虽有师承方面的理由，但仍未免存在偏见。由于禅宗在宗密时代正处于上升时期，所以他的禅教一致说影响毕竟有限。真正对后世佛教产生全面、深刻、持久影响的，当是延寿及其《宗镜录》。
据慧洪《禅林僧宝传》、《林间录》记载，为统一当时佛教学说，延寿曾召集唯识、华严、天台三家佛教学者，“分居博览，互相质疑”，最后由他以“心宗”为准绳，完成《宗镜录》一百卷的编集。延寿在该书的《自序》中说，《宗镜录》的编集，是要“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即以“一心”的阐述为核心，论证禅教一致的原理。他提出，通过层层剖析，重重引证，最终要“和会千圣之微言，洞达百家之秘说”(《宗镜录》卷三十四)。在自序中他又说：“此识此心，唯尊唯胜。此识者，十方诸佛之所证；此心者，一代时教之所诠；唯尊者，教理行果之所归；唯胜者，信解证入之所趣。”唯心唯识，这是延寿“一心”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同时又说，“真源湛然，觉海澄清”，“迥无所有，唯一真心”，“于一真如界中，开三乘五性”。这是他以华严的真如佛性诠释“一心”。《宗镜录》卷二进而说：“万物虚伪，缘会而生。生法本无，一切唯识。识如梦幻，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圆觉。弥满清净，中不容他。故德用无边，皆同一性。性起为相，境智历然。相得性融，身心廓尔。”这里的“一心”，便融合了法相、天台、华严、禅等各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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