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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倡调和儒家人性论、以“复性”为特色的心性学说。智圆在辨君子小人、性善情恶时写道：
山也水也，君子好之甚矣，小人好之亦甚矣。好之则同也，所以好之则异乎。夫君子之好也，俾复其性；小人之好也，务悦其情。君子知人之性也本善，由七情而汩之，由五常而复之；五常所以制其情也。由是观山之静似仁，娶水之动似知。、故好之，则心不忘于仁与知也……小人好之则不然，唯能目嵯峨、耳潺谖，以快其情也。孰为仁乎?孰为知乎?及其动也，则必乖其道也。(《好山水辨》，卷二五)
这里的性、情之说，与儒家的人性论已没有多少差别。他不仅赋予山水以仁义等封建伦理道德属性，而且将性、情之说与君子、小人之别联系到一起。他所要“复”的“性”，已不是佛性，而是封建宗法意义上的人性。所谓七情汩人性、五常制七情而复人性，是一种性善情恶说；至于强调以五常复性，则更与佛性论相去甚远。性善恶说是唐代李翱《复性书》人性论的基本观点。智圆的复性学说可以说是《复性书》的翻版，它带有《中庸》的思想痕迹。
此外，智圆还将性归之于天命所赋，他说：“善也尔性，禀之天命。七情交乱，遂失其正。苟性其情，圣道则明。”(《七箴•心箴》，卷四二)认为，天命之性是善的，由于七情而使性失却其正，应该以性制情，维护封建伦理纲常。
四，重视“中庸”思想。
智圆自称“中庸子”，并决心“砥砺言行，以庶乎中庸”。他曾把自己追求达到的“中庸”之道喻为龙树的“中道”义，但事实上，“中庸”思想与“中道”义是无法混同的。此外，智圆还把“中庸”喻为《庄子•齐物论》中“齐物我”的相对主义，说：“有不离无，其得也，怨亲等焉，我物齐焉，近教通焉，远理至焉。”由此表达调和矛盾差别的愿望。在《叙继齐师字》一文中，他更对“大中之道”即“中庸”赞叹备至，以为只要言行合乎中庸，便可达到圣人境地。他写道：古先觉王升中天，降中国，中日生，证中理，谈中教。噫!
释之尚中既如此，儒之尚中又如彼，中之为义大矣哉!吾友志慕真宗，旁通儒术，希中为字，不亦宜乎!俾解希乎中，无空有之滞；行希乎中，无偏邪之失；事希乎中，无狂狷之咎；言希乎中，无讦佞之弊。四者备矣，修之于身，则真净之境不远而复；化之于人，则圣人之教不令而行。(卷二七)
通过对“中庸”社会功能的这些具体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智圆调和儒、释二教的意图。
智圆是宋初佛教界最先明确地有系统地提倡三教合一的僧侣，他的以对儒家调和为主要特征的三教合一思想，对整个宋代佛教界三教合一活动的展开有特殊意义。
三、契嵩及其《辅教编》
在智圆同时或前后，大量佛教僧侣都曾表述过类似的三教合一思想。
永明延寿在对佛教内部各宗予以融合的同时，也主张三教调和合一。他认为：“儒道仙家，皆是菩萨；示助扬化，同赞佛乘。”(《万善同归集》卷六)虽然他的三教思想是站在佛教立场上，以佛教为中心调和儒、道两家，但也没有忽视对封建宗法思想的吸收。在《万善同归集》中，他指出：
佛法如海，无所不包；至理犹空，何门不入。众哲冥会，千圣交归；真俗齐行，愚智一照。开俗谛也则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绍，劝家以和……敷真谛也则是非双泯，能所俱空。他以真、俗二谛理论，证明佛教教义与儒家忠孝思想的统～，与《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没有矛盾，从而推导出三教一致。
通慧赞宁进而认为：
三教循环，终而复始；一人在上，高而不危。有一人故，奉三教之兴；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且夫儒也，三王以降，则宜用而合宜；道也者，五帝之前，则冥符于不宰。释氏之门……旁凭老氏，兼假儒家。成智犹待于三愚，为邦合遵于众圣；成天下之壹壹，复终日之乾乾。之于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运指，或擒或纵，何往而不藏耶?夫如是，则三教是一家之物。(《大宋僧史略》卷下)
教虽分而为三，但服务对象只是一家，即封建地主政权，所以说三教乃是“一家之物”。所谓“一人”，即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皇帝。他指出，佛教在三教关系中的地位，是“旁凭老氏，兼假儒家”，这一说法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宋高僧传•序》中，赞宁还对宋初的三教并尊政策表示由衷的欣赏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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