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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孝论•叙》)。这样，契嵩不仅否定了有关佛教不孝的一切指责，而且进一步肯定了佛教孝道在诸教中的地位。他意识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孝论•原孝》)孝是天经地义的事。为此，他埋怨“后世之学佛者，不能尽《孝经》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传法正宗记》卷一)。《孝经》是儒家后学专论孝道的著作，契嵩拟用《孝经》，是为了尽《孝经》思想来“校正”佛学，同时也是为了“会夫儒者之说”。由此可见他宣扬孝道的真实意图。
在《辅教编•原教》章中，契嵩还从理论上说明了忠、孝的一致性和对帝王竭忠、对父母尽孝的必要性，着重指出“佛之道”“亦有意于天下国家”的道理。
此外，契嵩也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等同起来。这种等同说，北宋以前屡见不鲜，但在这时由契嵩重新提出，其目的和意义很不平常。契嵩的等同说，出发点是在“尽《孝经》而校正之”，“以儒校之”(《辅教编•原教》)，即以儒家为标准来衡量儒、释关系，以儒家的是非为是非；而其归宿，则是在“善世教人”，以儒家的治世为根本。
智圆十分重视《中庸》，契嵩则不仅重视《中庸》，而且将“中庸”提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加以宣扬。他说：“中庸，道也。道也者，出万物也，人万物也，故以道为中也。”这个“道”相当于理学家所说的“理”。他说：“中庸之道也，静与天地同其理，动与四时合其运。”(《中庸解第四》，《镡津文集》卷四)他还认为，“中庸”是“仁义之原”，即它不仅是世界本源，而且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中庸解第一》强调指出，中庸是立人之道，绝不能放弃。必须从中庸开始，由中庸而修仁义五常，由个人的正心、诚意、修身，才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出自对《中庸》的重视，他还遵照儒家人性论，积极宣传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他说：夫所谓天命之谓性者，天命则天地之数也，性则性灵也，盖谓人以天地之数而生，合之性灵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圣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爱、感激、知别、思虑、徇从之情也，故以其教而充之。恩爱可以成仁也，感激可以成义也，知别可以成礼也，思虑可以成智也，徇从可以成信也。(《中庸解第三》，《镡津文集》卷四)
他一面把性说成是素有之“理”，一面又直接与仁义礼智信五常联系起来。对于儒家所说“穷理尽性”，他更直捷表示“吾何疑乎”!
契嵩在《辅教编》等著作中，以大量篇幅阐述了儒家思想，即采用援儒入佛的方法，达到儒、佛融合一致。表面上他没有放弃佛教的基本立场，实际上他对儒家的迎合比智圆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无论是智圆的儒佛共尊，还是契嵩的援儒入佛，归根结底都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的基本动向，俩人的思想还是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
四、寺院生活的世俗化
宋以前的三教合一论者，大多只是泛泛而论，将三教进行一些简单的比附、对照．以理论的提倡为主，而智圆、契嵩等人则深入地、全面而又有重点地将佛教思想与儒、道思想加以调和融合。所以，宋代佛教的三教合一思想，基本上是以儒家为中心，使佛教服从于儒家的调和思想。
佛教服从儒家，主要体现在公开宣传宗法思想支配下的忠孝、仁义、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并把它们当作佛教教义的组成部分。智圆、契嵩等人还大力推崇儒家经典《大学》、《中庸》，鼓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宣传与儒家相似的佛教心性学说，实行与儒家一致的封建伦理修养：
佛教是外来宗教。任何外来文化都面临着与本地民族文化相适应的问题，经历它传播、滋长、兴盛和衰落的全部过程。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封建时代宗教和哲学的特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屈服于儒家的巨大压力，不能摆脱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宋代的三教关系，是历史上三教关系的继续和发展。中国是以孝为伦理中心的国家，孝道是中国伦理观念的基本出发点，又是最高的道德原则。提倡孝，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君权，即地主阶级的政权。集中体现中国封建伦常、表现为宗法制度服务的《孝经》，提出“移孝为忠”的根本原则，把孝由家庭扩大到整个社会，由对父母之孝推及对封建君主之忠，并以孝为纽带，把封建社会中个人、家庭、国家三者联系起来。从而，《孝经》也便成为儒家反对佛教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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