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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神宗时的大觉怀琏也有调和儒、佛倾向的三教合一思想。据载，他在《答修撰孙觉莘老书问宗教》一文中说：
天有四时循环，以生成万物，而圣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犹是而已矣。至其极也，皆不能无弊。弊，迹也，道则一耳，要当有圣贤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汉至今，千有余岁，风俗靡靡愈薄，圣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诋訾，不知所从，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叹也。(《禅林僧宝传》卷一八)
对于三教分裂、争论不休的状况，他深表遗憾。同时，他又以三教同源的观点，说明三教原理的一致性和合一返本的必要性。此外，《禅林僧宝传》载有他的开堂说法语，云：“若向迦叶门下，直得尧风荡荡，舜日高明，野老讴歌，渔人鼓舞。当此之时，纯乐无为之化。”这里表达的三教调和思想，则明显的是对儒家的迎合。宋神宗时的佛印了元也主张三教合一。他甚至直接提出“和会”三家为一家的口号：“道冠儒履佛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忘却率陀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云卧纪谈》卷下)。
两宋之际的圆悟克勤及其弟子大慧宗呆，都主张三教合一，尤其是宗杲。宗呆认为：
在儒教则以正心术为先，心术既正，则造次颠沛无不与此道相契，前所云为学为道一之义也。在吾教则日，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在老氏则曰慈、曰俭、日不敢为天下先。能如是学，不须求与此道合，自然默默与之相投。(《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四)
这就是说，三教在本质上是互相契合的，其差别只是在语言文字的表达及其实现方式上。因此他说：“三教圣人所说之法，无非劝善戒恶，正人心术。”甚至认为，“三教圣人立教唯异，而其道同归一致：此万古不易之义”(同上)。
在世稍晚于智圆、活动于仁宗时代的契嵩，是北宋时又一重要三教合一论者。他的《辅教编》给后世佛学留下深刻影响。
契嵩(1007—1072)，俗姓李，字仲灵，号潜子。藤州镡津人。七岁出家，从洞山聪禅师得法。后在钱塘灵隐闭门著书，始终专心于儒、释思想的调和。仁宗赐号“明教大师”，故世称明教契嵩。他“学为古文”，著《辅教编》三卷。该书“广引经籍，以证三家一致，辅相其教”，是契嵩阐述其三教合一思想的主要著作。此外，在收有《辅教编》的杂著集《镡津文集》的其他一些文章中，也有大量对三教合一思想的论述。
契嵩认为，三教名目虽然不同，但目的一致，即“同于为善”，区别只在深浅和功用的不同上：
古之有圣人焉，日佛，日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皆欲人为善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而人不相扰，则其德同焉。(《辅教编中•广原教》)
诸教也，亦犹同水以涉，而厉揭有深浅。儒者，圣人之治世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辅教编上•原教》)
他承认，佛者“吾道也”，而对儒也“尝闻之”，对道也“颇存意”。说明他的三教合一是在对三家学说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提出的。
从肯定以佛教为本，三教有深浅这一点上说，契嵩与智圆略有区别，即智圆以儒佛共尊乃至“内儒外佛”为基本特点，而契嵩则在表面上没有放弃佛教的基本立场。但正如时人晁说之指出的：“往年孤山智圆凛然有名当世，读书甚博，性晓文章经纬，师法韩文公，常责其学者不如韩能有功于孑L氏。近则嵩力辩欧阳之谤，有古义士之风。是二人者，忘其雠而慕其善，又一反也。”(《景迂生集》卷一四)所谓形相反而实相成，两人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
与智圆相比，契嵩在他的三教思想中，更加突出了忠孝观念。《辅教编》有《孝论》十二章，针对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排佛以及理学的伦理思想，以儒、释在孝论上的一致说进行调和。他承认，《孝论》十二章是“拟儒《孝经》发明佛意”，其“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论》也”(《与石门月禅师》，《镡津文集》卷一o)，表示要以《孝论》作为自己行动的守则。他说：天下以儒为孝，而不以佛为孝。日：“既孝矣，又何以加矣?”嘻!是见儒而未见佛也。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孝论•广孝章》，《镡津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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