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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一反当时佛教界的看法，表现出他鲜明的个性。
智圆是以佛教徒身分而公开主张儒、佛共尊的。他在自传中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于道也，况弃之乎?(《中庸子传上》，卷一九)
他认为，儒、释两家实质上“言异而理贯”，它们的不同，只在内外之别，表里之差；儒是“饰身之教”，释是“修心之教”。生民百姓必须身心同修，因而两教在每个人身上应该统一起来。两教的共同目的是“化民俾迁善远恶”；儒以政治、伦理观念治理民众，释以心性学说征服人心。但相比起来，儒家学说更为重要：“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中庸子传上》，卷一九)儒家政治学说的提倡、封建地主政权的巩固，乃是佛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故他平时还积极与儒家上层人物接交，并为有“巨儒”对他光顾而引以自豪。
二，紧密配合封建宗法思想核心一一三纲五常。
中国佛教对忠孝问题一向十分重视，而智圆则在这一点上表现更为突出。他认为：“《诗》之道本于三百篇也，所以正君臣、明父子、辨得丧、示邪正而已。”(《和李白姑熟十咏诗序》，卷三三)他解释儒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认为所谓“积善”，便是“履仁义、尽忠孝”。在《读史》一诗中，他热烈地赞扬申包胥、鲁仲连、伯夷、叔齐的“忠君”、“爱国”思想和伸张“名教”行为。在《师韩议》一文中，他认为：“仲尼之于吏部，犹君父也；能仁之于沙门，亦君父也。既知彼忠孝以事上之为美矣，亦宜率忠孝以事于己君己父也，岂可弑己君黜己父而成他臣之忠!”
仁义五常与忠孝观念密切联系，或者说足忠孝观念的具体化。智圆说：“仁义五常，渭之古道也。若将有志于斯文也，必也研几乎五常之道”；“仁义敦，礼乐作，俾淳风之不坠而名扬于青史”；“老、庄、扬、墨，弃仁义，废礼乐，非吾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古道也。”(《送庶几序》，卷二九)在这里，智圆坦率地承认，仁义礼乐是“吾仲尼”之道。他还表示过自己禀仲尼之道、行仁义礼乐的决心：“我安得不禀仲尼之道，以好生、仁恕、恻隐为心乎!吾苟不能好生、仁恕、恻隐者，非但为仲尼之罪人，实包羞于释氏也。”(《洒囊志》，卷三四)他之所以提倡仁义礼乐，既是为了宣传佛教教义，更是为了避免成为名教罪人?
智圆还以儒家的仁义观点，给自然界生物等也赋予封建伦理道德属性。如在《仆夫泉记》中，他给一口井泉赋予仁义的常性；在《感义犬》一文中，把一条普通的狗描写成懂得仁义道德的“义犬”，并特为之作颂文；甚至连“旅雁”在他心目中也都“一一似能遵礼教”，十分驯服。他几乎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仁义五常等儒家伦理思想作宣传。
智圆的忠孝、仁义等思想，与他的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一致，也归结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由忠孝而仁义、三纲五常，由三纲五常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说：“读其《诗》也，乃知有天地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其本二仪而首三纲乎!”(《谢吴寺丞书》，卷二二)他认为，三教各有所司，儒家的职能就在于“行五常、正三纲、得人伦之大体”。他复述《大学》的核心思想，说：“是故圣人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周公挞伯禽论》，卷一八)《大学》是为秦汉新兴地主阶级封建统一王朝服务的理论著作，它把治国平天下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结合，并把治国平天下看作个人道德修养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唐代韩愈为了反佛，重新提出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而宋时此书又受到儒家的高度重视，很显然，智圆对它的提倡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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