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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寺院经济迅速发展壮大，佛教势力有了更大增长，宗派形成，官僚士大夫中学佛、学道者不断增多，属于三教鼎立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三教之间有论争，另一方面三教之间也适应着五朝的统一，调和融合的趋势继续发展。
隋代，李士谦创立三教鼎立说，最高统治者则采取三教并用政策。隋文帝认为，“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历代三宝记》卷一二)唐代，统治者在确立儒家正统地位的同时，对佛、道的长期论争采取调和态度，三教在形式上呈鼎立之势。朝廷实行的“三教论议”，以儒为骨干，协调佛、道间的关系。儒家学者虽各有所偏重，但普遍主张兼学、合流，如贺知章、李白等人学道，柳宗元学佛，自居易学道、也学佛。佛教学者神清“三教俱晓”，在他所著《北山录》一书中，有三教合一的主张。道教学者王玄览著《玄珠录》，内有道、佛相杂的融合思想；李筌的《太白阴经》卷七“祭文总序”中，含有三教融合的思想；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则有明显的佛教思想影响。
北宋建立后，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统一意识形态。统治者对于三教的基本出发点，是优先考虑儒家的正统地位，并以它为准绳，对佛、道两教既利用又控制；他们也提倡三教合一，但最终目的是要将佛、道置于自家的支配之下。
在宋代佛教界的三教合一思想潮流中，天台宗僧侣智圆及其著作《闲居编》是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
智圆(97卜1022)，字无外，号中庸子。俗姓徐，钱塘人。自幼出家，八岁受具足戒，二十一岁从奉先源清学天台教义。源清卒后，住西湖孤山，专心著述，故又称孤山智圆。后因与四明知礼等见解有分歧，被“山家”列入“山外”派。《闲居编》五十一卷，是他的诗文杂著集。该编所收篇章，陆续写成于景德三年(1006)至天禧五年(1021)间。
智圆“学该内外”，“旁涉老庄，兼通儒墨”。表面看，他的三教合一论也是一种三家鼎立说。他认为：
尝谓三教之大其不可遗也。行五常，正三纲，得人伦之大体，儒有焉；绝圣弃智，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反妄归真，俾千变万态，复乎心性，释有焉。吾心其病乎，三教其药乎!矧病之有三，药可废耶?吾道其鼎乎，三教其足乎!欲鼎之不覆，足可折耶?”(《病夫传》，《闲居编》卷三四，以下惟只卷数与篇名)
三教各有存在的意义，可以并行而不悖。他作《三笑图赞》，认为儒、释、道三者“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他还将三教思想和实践融会于一身，承认自己“或宗乎周孑L，或涉乎老庄，或归乎释氏，于其道不能纯矣”(《病课集》，卷一一)；“宗儒述孟轲，好道注《阴符》，虚堂踞高台，往往谈浮图”(《潜夫咏》，卷四八)，以此证明他三教并重，无所偏颇。
但是，智圆的三教合一思想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看出。
一，以儒、佛的调和融合为主要内容，主张儒、佛共尊乃至“内儒外佛”。
智圆在《湖居感伤》一诗中写道：“礼乐师周孑L，虚无学老庄……内藏儒志气，外假佛衣裳。”把自己的学佛只当做某种形式．而实际上志向在儒，即以“宗儒为本”。他既奉佛教，更尊孔孟：“夫仲尼之为教也，莫不好生而恶杀乎……我安得不禀仲尼之道，以好生、仁恕、侧隐为心乎!”(《洒囊志》，卷一四)甚至将孔子置于佛祖之上：“夫孔子大圣人也。‘拔乎其萃出乎其类，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勉学上并序》，卷二0)
更为突出的是，由于韩愈曾激烈排佛反佛，后世佛教徒无不把他的言论当作批驳对象，然而智圆认为：“韩愈冠儒冠，服儒服，口诵六籍之文，心昧五常之道，乃仲尼之徒也。由是摈黜释老百家之说，以尊其教，固其宜矣。”(《师韩议》，卷二八)他还对韩愈在复古兴儒方面的功绩加以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扬孟既云没，儒风几残灭。……天生韩吏部，叱伪俾归真，鞭今使复古。异端维既绝，儒宗缺皆补。高文七百篇，炳若日月悬。力扶姬孔道，手持文章权。来者知尊儒，孰不由兹焉。(《读韩文诗》，卷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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