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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延寿的真正意图，是要以华严的圆融学说为背景，会通禅教两家、性相二门。《宗镜录》卷八说：“故此空有二门，亦是理事二门，亦是性相二门，亦是体用二门，亦是真俗二门……一一如是，各各融通。”在他看来，相宗和性宗有所区别，它们各有主张，如该书卷五说：“法相多说事相，法性唯谈理性。如法相宗，离第八识，无眼识等诸识。若法性宗，离如来藏，无有八识。”但它们可以通过“一心”加以会通，其卷八说：“今以一心无性之门，一时收尽。名义双绝，境观俱融。契旨忘言，咸归《宗镜》。”所以延寿虽自称“禅尊达摩，教尊贤首”，但事实上他所和会融通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华严和禅，而是包容了当时存在的所有佛教派别及其思想。纵观《宗镜录》全书，在诠释“一心”方面，大量引用了《华严经》文句以及华严学说思想。华严宗兴起于天台、唯识之后，法藏、澄观等华严学者以本体论哲学为背景，建立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之说，倡导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融合调和思想，与唯识宗形成明显的性相对立。随着禅宗的兴起，宗密兼禅和华严两宗学者的身份，致力于禅教的统一。这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华严的圆融学说，对后世佛教的影响，体现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是促使禅宗末流违背佛教基本精神，以圆融无碍为幌子，蔑视戒律，造作三业，损害佛教以慈悲救度众生的形象。其极端者，乃至宣称“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二是为一些学者用以调和佛教内部矛盾，成为维护和巩固佛教教团的思想理论。
法眼宗在禅宗五家中是最后形成的，所以文益有机会看到禅宗内部已经滋长起来的弊病，并且试图以华严学说对治。其法孙延寿受本宗思想影响，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必要予以全面阐述。
延寿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禅宗长期轻视经教，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免产生偏颇，逐渐落入空疏之弊；而部分品格低下的禅僧混迹其间，更加深了禅门的危机。延寿之世，禅僧呵佛骂祖、毁辱经教、无视戒规的现象已很盛行。他认为，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禅教脱离。《宗镜录》的重要意图，就是要提高经教的地位。其卷四十三写道：“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专己见，不合圆诠。或称悟而意解情传，设得定而守愚暗证。所以后学讹谬，不禀师承。”他认为，参禅与经典研究可以相辅相成，说：“从上非是一向不许看教。恐虑不详佛语，随文生解，失于佛意，以负初心。或若因淦得旨，不作心境对治，直了佛心，又有何过?”(《宗镜录》卷一)若能以教家之利补禅门之弊，取禅门之利救教家之弊，则两相皆宜。
延寿在《宗镜录》中主张与华严一致的“理事圆融”，其用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一各宗思想、调和宗派矛盾；二是引导万善同修，齐人佛道。前者重点，是在糅合各宗思想的同时，取消它们各自的特色。大凡禅宗的“即心即佛”说、华严的“真如缘起”说、唯识宗的“唯识无境”说、天台宗的“一念三千”说、三论宗的“中道实相”说，都可以在“一心”的原理下统一无碍。后者的中心，是强调佛教实践的真实意义，主张通过全方位的修行，达到成佛这一最终目的。卷四十说：“《宗镜》略有二意：一为顿悟知宗，二为圆修办事。”所谓“顿悟知宗”，是指通过“一心”，将“圆顿”的华严与“顿悟”的禅加以融合，这是《宗镜录》的指导思想；所谓“圆修办事”，是指修习一切方便法门，圆满成就佛教理想，这是《宗镜录》的理论目的。为了彻底改变当时佛教界忽视修行的倾向，对这第二个方面，延寿还特意著《万善同归集》，予以详尽论述。
《宗镜录》提倡的禅教一致，在中国佛教史上的意义，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加以认识。
一方面，它剖析了禅宗的弊病，同时指出了克服这些弊病的方法。延寿时代，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主流，它是佛教形象的代表。不用说，在禅宗成立之日起，就已备受佛教界的关注，并已遭到其他教派的抨击；在禅宗内部，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更何况，在禅宗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失去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龙蛇混杂、鱼目混珠的现象日益严重。在虔诚的、正统的宗教徒看来，禅宗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传统佛教不相协调，更与印度佛经及其思想形同对立。《宗镜录》的使命，就是要重塑正统佛教的形象，纠正禅宗自身长期以来的积弊，保证佛教对新的社会环境的适应。延寿时代，佛教面临着新的课题和新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慧能创立禅宗，是对传统佛教展开反思的结果；而延寿著《宗镜录》，则又是对禅宗自身进行反思的结果。两次反思，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都起了变化，目的当然也就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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