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佛教的宗旨，是要通过“三学”或“六波罗蜜”，把信仰者从此岸度到彼岸。这意味着，佛教徒必须根据佛的有关教导，展开有效的修习；研习经典和坚持实修，两者不可或缺，同等重要。延寿通过对禅宗佛教的反思，无疑是要人们在新形势下重新认识传统佛教的价值，发扬传统佛教的基本精神。虽然它没有多少创新，但维护佛教利益和重振佛教之风的意愿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宗镜录》用印度经教对禅宗进行重新整合，使之再度纳入经教的藩篱，从而有可能导致抹杀禅宗的进步意义，否定禅宗在思想史上的积极作用。
禅宗的成立，是以士族政治经济的削弱和传统佛教思想的挫折为背景的。面对传统佛教的危机，唐末五代的禅宗大师们举起“革新”的旗子，掀起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当此之时，丛林各路豪杰纷纷登台献技，棒喝声中超佛越祖。洪州禅接受老庄思想影响，以“平常心是道”为立宗根本，从“顺乎自然”入手，任运随缘，直指众生本来面目，猛烈攻击传统信仰。临济宗进而把“人”作为禅的唯一对象，使之从传统佛教所说的“众生”之中分离出来，并最终达到消除人与佛之间的距离，从而导致呵佛骂祖、毁辱经典。它们反映了全盛时期禅宗的两大基本特点，即对传统佛教思想的批评和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
延寿的《宗镜录》，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对禅宗进步因素的否定。他没有鼓励禅僧坚持个性，保证禅的独立发展，而是相反。《宗镜录》提倡的禅教一致，包含着以教吞没禅、消融禅的目的。延寿反复要求禅僧读经、礼佛，实际上提倡对印度诸佛和经典的盲目崇拜，回到传统佛教的老路。这不是革新的态度，而是守旧的做法。通常认为，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所谓“中国化”，内容十分丰富，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它发扬了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否定了印度诸佛和经典在中国佛教中的长期统治地位，在思想领域给人们指出了依赖自信和自力而成圣成贤的道路。
从佛教思想史的角度看，不同历史时期的佛教各有不同的性格和特点。延寿的《宗镜录》，致力于模糊宗派的分歧，消融宗派的特色，它对后世佛教的影响非同寻常。
在看到《宗镜录》后，宋代宝觉禅师说：“吾恨见此书晚。平生所未见之文，功力所不及之义，备聚其中。”(《人天宝鉴》)居士述庵薛澄深受该书思想的启发，说：“吾佛明心，禅必用教，教必用禅。如江如湖，流虽不同，所锺一源；如日如月，时或云殊，所丽一天。”(《佛祖统纪》卷二十一)元、明各代也相继有著名禅师或教家为之宣传。自诩为“禅门宗匠”的清初雍正皇帝甚至说，《宗镜录》一书，是达摩来华之后，在“述佛妙心，续绍佛命，广济含生，利益无尽”方面的最高典范。
延寿以后的禅教合一论者，在《宗镜录》的指引下，通常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借教悟宗。如北宋禅师圆悟克勤，他曾以华严宗的“四法界”圆融无碍说与张商英论禅。他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并说禅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华严的“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居士分灯录》卷下)。明代高僧云栖袜宏也说：“离教而参是邪因，离教而悟是邪解”，凡“参而得悟”者，也必须“以教印证”(《竹窗随笔•经教》)。其二是以心解教。以为只解教而不习禅，教也不是真教。如紫柏真可说：“若传佛语，不明佛心，非真教也。”(《紫柏尊者全集》卷六)两种见解，代表了宋以后禅宗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可以认为，前者全面接受了《宗镜录》倡导的精神，而后者则倾向于有保留的接受。
二、智圆及其《闲居编》
历史上，儒、释、道三教之间既有斗争，又有融合，而以融合为主要倾向。三教思想的长期互相吸收和融合，随着北宋统一王朝的建立而进人一个新的阶段。宋初天台僧侣智圆及其所著《闲居编》，是这方面的代表。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经济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佛教主要通过对道术和玄学的依附、融合而获得滋长。因此，佛教的三教思想具有对儒、道两教的妥协调和色彩，它的三教合一论主要表现为三教一致同归说，以此改变佛教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取得统治者的充分信任。
3/10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随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