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禅风的一大变化，是抛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传统，而专意于“不离文字”的“文字禅”。文字禅的突出表现，是各种“灯录”和“语录”的编纂问世。
“灯录”是禅宗创造的一种史论并重的文体，它以本宗的前后师承关系为经，以历代祖师阐述的思想为纬，发端于唐代的禅宗史书：唐代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禅宗史书，有以下几部：《传法宝记》，由杜胐于713年撰成，是记载弘忍门下法如系的禅史；《楞伽师资记》，由净觉于720年撰成，是记载北宗神秀系的禅史；《历代法宝记》，775年撰成，是记载成都保唐宗的禅史；《宝林传》，由智炬于801年撰成，是记载南宗慧能系的禅史：五代后期在南方出现了《祖堂集》；该书由静、筠二禅师于952年撰成，是《景德传灯录》成书之前禅宗最重要的著作。
《祖堂集》二十卷，记载了从印度迦叶到中国唐末五代(最后为福先文僵)共二百五十六位禅宗祖师的主要事迹和问答语句，而以雪峰义存一系为基本线索。《祖堂集》的价值在于，它是早于《景德传灯录》半个多世纪完成的一部完整的禅宗著作，因而在史料等方面有它特殊的地位。可惜此书长期以来默默无闻，不知其本来面目。直至l912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小野玄妙等对朝鲜南部庆尚道陕川郡伽耶山海印寺所藏高丽版大藏经版本进行调查时，才从其藏外版中发现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开雕的《祖堂集》二十卷的完整版本。在此之前，只是在契嵩自撰自注的《夹注辅教编》中，曾提到他见过《祖堂集》，此后人们便对它毫无所知了。二次大战后，日本花园大学复印了《祖堂集》的普及本；1972年，柳团圣山又在日本出版了它的影印本。
直接以“灯录”命名的禅宗著作，则始于宋代《景德传灯录》。一般认为，《祖堂集》在形成并流传一个多世纪后即消声匿迹，主要原因是由于《景德传灯录》的广泛传播。《景德传灯录》撰成不久，便受敕令编入《大藏经》，享受特殊荣誉和待遇。随着木版印刷术的发展，《景德传灯录》逐渐普及于僧俗两界，从而取代《祖堂集》的地位和影响。
《景德传灯录》为北宋禅僧道原(法眼宗清凉文益法孙)所著，共三十卷。“景德”，宋真宗年号(1004—1007)，标明该书撰成时代；因灯能照暗，禅宗谓以法传人，犹如传灯，故名“传灯录”。
全书记述了自过去佛至法眼文益法嗣的禅宗传法世系共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零一人的问答语句。另外，附有语录者九百五十一人。其中，卷一、二记述过去七祖、西天二十七祖；卷三记东土五祖(达摩是西天二十八祖兼东土初祖)；卷四记东土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的旁出法系；卷五记慧能弟子青原行思的法嗣，包括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法系；此外是外宗“禅门达者”传、名禅师语录和赞颂诗文等。
就体裁和内容而言，“灯录”是记言体，它与“僧传”的记行(虽也记言，但以记行为主)不同。“灯录”又是一种特殊的“谱录体”，即按世次记载，这也与“僧传”的传记体不同。“灯录”只限于禅宗，不像“僧传”那样包罗各科。在《宝林传》、《祖堂集》未发现之前，《景德传灯录》是禅宗最早的一部完整史书，其史料价值远在《五灯会元》之上，为学术界研究禅宗思想的重要资料，成为必读之书。自上述两书于本世纪上半叶被发现，得知《景德传灯录》曾受它们的影响，多所取材。由于《景德传灯录》经文人杨亿、李维、王曙等润色，文字新鲜脱俗，读之颇有声色，所以历来受僧俗两界欢迎。在道原《景德传灯录》问世后，陆续又有四种“灯录”编成。。它们是：《天圣广灯录》三十卷，临济宗人李遵勖撰于仁宗天圣七年(1029)；《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云门宗禅僧惟白撰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前；《联灯会要》三十卷，临济宗禅僧悟明撰于孝宗淳熙十年(1183)；《嘉泰普灯录》三十卷，云门宗禅僧正受撰于宁宗嘉泰年问(1201—1204)。其中《天圣广灯录》的撰成距《景德传灯录》只有十余年，各宗世系无多出入，只是章次略作变动，所记人数及问答语句稍有扩充，故名“广”。《建中靖国续灯录》的撰成距《景德传灯录》将近百年，其书意在续道原之作，故名“续”；该书分正宗、对机、拈古、颂古、偈颂五门叙述，所载人物约一千七百有余。《联灯会要》上距《建中靖国续灯录》又有八十余年，编者之意在合北宋三种“灯录”为一书，而补八十余年来前者未收载的临济、云门二家禅师语录。《嘉泰普灯录》的撰成距《联灯会要》仅二十年，作者未曾见到《联灯会要》，因见《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没有载录帝王、公卿、师尼、道俗，不具“普照”意义，故他不论僧俗，将北宋三灯未取的重要人物，全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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