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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灯会元》便是在上述“五灯”基础上删繁就简汇编而成，计二十卷。作者普济，系临济宗杨岐派禅僧，宗杲三世孙。
《五灯会元》由原“五灯”计一百五十卷缩为二十卷，卷帙减去原书七分之六强，而内容实际只减去原书二分之一左右，所以首先给人以简明扼要之感，对于只需略知禅宗大意者来说，是一部分量适中的入门书。
原来“五灯”各书以南岳、青原两大系分别叙述，以下不再分宗立派。但世系既久，支派繁衍，法嗣散布，大系难以统摄，所以《会元》改变结构，在南岳、青原下，复立宗派，明晰易查，方便读者。卷一，记七佛及东土六祖；卷二，记四、五、六祖法嗣及应化圣贤；卷三、四，记南岳怀让至五世；卷五、六，记青原行思至七世；卷七、八，记青原下二世至九世；卷九，记南岳三世至八世沩仰宗；卷十，记青原下八世至十二世法眼宗；卷十一、十二，记南岳下四世至十五世临济宗；卷十三、十四，记青原下四世至十五世曹洞宗；卷十五、十六，记青原下六世至十六世云门宗；卷十七、十八，记南岳下十一世至十七世黄龙派；卷十九、二十，记南岳下十一世至十七世杨岐派。纲目了然，十分便于僧俗披览。为此，自《五灯会元》问世，包括《景德传灯录》在内的前五种“灯录”，地位逐渐被它取代，成为流传最广的“灯录”。
《五灯会元》不仅为佛教僧侣(尤其是禅僧)提供了禅宗思想史的资料以及参禅得悟的方便途径，而且也扩大了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视野。由于书中文字语言透彻洒脱、新鲜活泼、简要精练，公案语录、问答对语趣味盎然、脱落世俗，所以深为僧俗所喜读一作为一种精神享受，元、明以后士大夫好禅者，几乎家藏其书。
但是，对于禅宗史研究而言，《五灯会元》自有它的缺陷：一是因删削颇多，所引原材料远不如《景德录》等完备；二是经过对各家“灯录”的反复文字润色，各据己意添加或删略，古代禅师们的原意多有改变，故它实际上已难以作为原始资料看待。质言之，《五灯会元》的学术价值无疑要低于《景德传灯录》。
受传统的影响，直至元、明、清各代，“灯录”之作绵延不断，至今可见到的尚有数十种之多。影响所及，儒家学者也纷纷仿其体裁而编撰著作，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万斯同的《儒林宗派》等都属此类。
与“灯录”相联系的是“语录”。“语录”是禅门弟子对祖师言论的记录。唐代已有个别禅师语录的编纂，有的虽无语录之名，但已有语录之实，如六祖慧能的《坛经》，荷泽神会的《直了性坛语》、《南宗定是非论》(独孤沛集)、《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黄檗希运的《传心法要》(裴休编集)；有的则直接以语录之名出现，如黄檗希运的《宛陵录》(裴休编集)，临济义玄的《临济录》(慧然编集)，中国传统的佛教义学，除少数自著的论典以外，大多通过对佛教译籍的繁琐注释来发挥思想。写论有相当的难度，注释更令人生厌。“语录”大多是即兴而出，或有针对性的言论，无须逻辑系统，却又生动丰满，极宜于摆脱经典依赖，充分表达个人的独立见解。
宋代，禅宗语录开始大量出现，致使依附于译籍的传统义学黯然失色。这些语录经过加工、补充、整理，逐步完善和系统化，从而出现象《古尊宿语录》这样的集大成之作。
《古尊宿语录》是古代禅师语录的辑本，共四十八卷，计收录自八世纪至十三世的三十六家语录。该语录在明版《大藏经》中初次入藏。语录的编集者是宋代禅僧赜藏主(“藏主”，禅寺职称之一，专管佛经图书)。当初仅收集得南泉下二十二家的“示众机语”，后人又渐次得云门、真净、佛眼、佛照等数家。至南宋末年，在女居士觉心的资助下，进行了重刻。重刻原因是因为它先曾“刊于闽中”，至时“版亦漫矣，两浙丛林得之惟艰”。
关于早先所得的二十二家语录，在《续藏经》中有日人道忠所编《福州鼓山寺〈古尊宿语录〉全部目录》，共列出二十家，他们是：南泉普愿、投子大同、睦州道踪、赵州从谂、南院慧颐、首山省念、叶县归省、神鼎洪谭、三交智嵩、石门蕴聪、法华全举、大愚守芝、云峰文悦、杨岐方会、道吾悟真、大随神照、子湖神力、鼓山神晏、洞山守初、智门光祚。《目录》说：“右总二十家，如《云卧纪谈》、《物初膦语》并云，赜藏主所搜二十二家：然则，此本少二。”所少哪二家，尚须考证。但可以肯定，自最先南泉下二十二家语录成型，至明版《大藏经》四一卜八卷全部刊出，是一个反复增补的过程。正因为如此，现存《古尊宿语录》在形式安排上极为紊乱，卷十二以下无规律可循。从体裁看，除语录外，它还收入了与此并不协调的“拈古”、“颂古”、“奏对录”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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