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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祝当今皇帝“圣寿无穷”，其次祝地方官僚“常居禄位”，再次方得奉酬祖师的“法乳之恩”。佛教与世俗政治表面上隔着一层，但事实上它始终反映皇权政治的需要。两宋佛教领袖无不积极参与政治，与皇室保持密切关系，与世俗官僚地主打成一片。在他们的《语录》或《文集》中，保存有大量与帝王、朝贵、士大夫来往的书信。在隋唐以前，佛教僧侣在皇帝和达官贵人面前往往还能表现一种脱俗的姿态，因而时有“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提出，欲与王者分庭抗礼。隋唐以后，这种脱俗的姿态便不再重现。明僧元贤说：“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臣矣。然安、秀诸师，宫中供养，皆待以师礼；诸师称天子则日檀越，自称则日贫道。至宋，绝无此事，然犹有上殿赐坐，人宫开座等事。至近代，并此亦无之，僧得见天子者绝少。”(《永觉无贤禅师广录》卷三十)可见，时代愈下，佛教受世俗政治的制约愈严，影响愈大。佛教僧侣引为自傲的“方外”之士的身份被逐渐剥夺了。宋以后，佛教事实上已无力作为与儒家并列的力量来表现自己。在长期世俗化过程中，它被王权政治抑制了，又被传统思想同化了，改造了。
但是，当宋代佛教引进理学“忠君爱国”思想之时，它也就开辟了佛教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途，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庐山祖印居讷禅师以知兵名闻当朝，曾别释《孙子•魏武注》所未注者。靖康之耻，宗泽留守东京，命法道法,Jili丰l,宣教郎总管司，“参谋军事，为国行法，护祜军旅”，而“师往淮颍，劝化豪右，出粮助国，军赖以济”。后又随驾陪议军国大事。建炎三年(1129)，金兵陷杭、越、明诸州，众僧遍颂“保国安民”，振发“忧时报国”的士气；律主元肇被掳，行至京口而自杀身亡。禅僧宗杲因参与张九成反对秦桧和议之举，被流放衡阳。这些，都对后世佛教徒有重要启示。
宋代寺院生活世俗化的另一具体表现，是对现世利益的强烈追求，使佛教活动带上商业营利的色彩。
佛教既视现实世界为虚幻的假相，则必然宣称世间万物无所执着，声言对物质利益一无兴趣。但事实上，多数佛教徒从未放弃对现世利益的追求。人宋后，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苏轼曾叹息说，当时佛教内部风气是“争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东坡前集•书楞伽经后》)。学佛参禅已经成为追逐名利的重要手段。张商英曾抨击一些寺院的上层僧侣，说他们“所守如尘俗之匹夫，略无愧耻；公行贿赂，密用请托；劫掠常住，交结权势。”(《护法论》)在宋代所编《禅苑清规》中，有化主“既离禅宇遍诣檀门”，“常念早归弁道，不宜在外因循财色问”(《禅苑清规》卷五)的明确规定．以防止上层僧侣对财物的过分贪求。张商英在所撰《抚州永安禅院僧堂记》中，揭示当时寺院上层的奢侈物质享受，说，“所谓堂殿宫室之华，床榻卧具之安，毡幄之温，簟席之凉，窗牖之明，巾单之洁，饭食之盛．金钱之饶，所须而具，所求而获也”(《缁门警训》卷三)。
宋以后，普通僧人参禅念佛逐渐趋于形式，失却先前那种虔诚的感情和强烈的信念；他们往往抱着世俗目的投奔寺院。云峰文悦指责说：“你一队后生，经律论固是不知也，人众参禅，禅又不会”；“去圣时遥，人心淡薄。看却今之丛林，更是不得也。所在之处，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饭食丰浓，寮舍稳便，为旺化也”。(《古尊宿语录》卷四十一)这种聚居的僧侣生活，与常人的世俗生活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更有甚者，如宗杲所揭示的，某些僧侣“如蝇子相似，有些腥膻气味便泊”(《宗门武库》)。他们与世俗名利之徒一样，视佛教为物质利益的所在，把寺院当作营利场所。《缁门警训》卷七云：“近世出俗无正因，反欲他营，不崇本业，唯图进纳，预滥法流。或倚侍宗亲，或督迫师长。至有巡街打化，袖疏干求，送惠追陪，强颜趋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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