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对外传播

　　公元三、四世纪起，朝鲜半岛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三国时期，佛教开始从中国传入。最早传入的是高句丽，时间大约在前秦苻坚建元八年(372)。当时苻坚曾派遣使者及僧人顺道送去佛经和佛像，高句丽第十七代君主小兽林王也派遣使者前来答谢。两年后，前秦僧人阿道又去高句丽传授佛法，高句丽王特为修建肖门寺和伊弗兰寺，分别供顺道、阿道居住。百济传入佛法稍晚于高句丽。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梵僧摩罗难陀由东晋抵达百济的汉城山，受到百济王的欢迎；翌年在该城建立寺庙，并度僧十人。至于新罗的佛教，一般认为是在讷祇王(417-418在位)时由高句丽传入，并较早有新罗僧来中国参学。

　　在隋代，朝鲜半岛三国来华的留学僧很多。如新罗人智明，前后留居中国十七年，回国后被真平王奉为“大德”。新罗人圆光(532-630)，俗姓朴，二十五岁时渡海来中国，学习佛法，兼学儒术。在中国十一年，对三藏教典广事披览，尤其重视对《成实论》、《般若经》、《大涅槃经》、《摄大乘论》的研习，为时人所敬重。回国后受朝野奉迎，真平王尊之为师，常谘之以军政事宜。新罗人昙育，在隋求法九年，后随新罗国使者惠文回国。新罗人玄光，来中国较早，隋时在江南游方参学，回国后结茅而成梵刹，化导僧俗甚众。新罗人安弘，北周武帝时来中国，后邀西域人毗摩罗真谛等一起回国。高句丽人波岩，十六岁时来中国，入天台山，向智□求授禅法，后圆寂于国清寺。据载，当隋文帝仁寿元年(601)诏令各州建舍利塔时，“三国使者将还，各请一舍利，于本国起塔供养，诏并许之”(《广弘明集》卷十九)。由于三国来华留学僧为数日增，隋朝专为他们延聘名德学者为之讲授。如大业十年(614)，神迥“教育三韩诸方士”(《续高僧传》卷十三)；灵润“教授三韩”(《续高僧传》卷十五)。

　　隋朝与三国佛教的交流，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交流活动，除了它本身的宗教意义外，还有着广泛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来华的不少僧侣负有本国的政治和外交使命，回国后积极为现实政治服务。如圆光回新罗后，大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宣传忠君爱国思想，乃至把佛教的世俗五戒解释为忠君、孝亲、信友以及“临战无退”、“杀生有择”。这实际上是为新罗诸王统一高句丽和百济的军事行动辩护。

　　早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司马达止等人来到日本，在坂田原建筑草堂，安置佛像，归依礼拜。三十年后(552)，百济圣明王遣使进献金铜释迦牟尼佛像和汉译佛典、幡盖等物，并上表赞颂弘传佛法的功德，是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始。

　　隋代复兴佛教之时，正是日本推古朝圣德太子(574-622)摄政，大力提倡佛教的时期。圣德太子曾师事高丽僧慧慈，崇尚汉文化，用汉文撰成《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法华经义疏》。隋大业三年(607)，圣德太子派遣国使小野妹子来华联系邦交，求取经论。翌年，小野妹子一度回国；同年再派他为使赴隋，率留学生和学问僧多人，其中有舒明天皇末年在宫中讲《无量寿经》的慧隐。这是日本向海外派遣留学僧的开始。其史书有载，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隋书》卷八十一)隋炀帝将这些来华留学僧安置于鸿胪寺的“四方馆”，令国内名僧给予指授。此后，日本派遣来华的僧俗留学生便络绎不绝，至唐而更为频繁。中国的传统文化由此而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汉文也得以在日本普遍流行。

　　唐朝国势强盛，文化繁荣发达，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对周围各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佛教在唐朝也处于鼎盛时期，佛教文化进一步向国外传播。

　　六世纪以后，地处朝鲜半岛东南的新罗，乘高句丽与百济争霸之际迅速强盛起来，至七世纪六十年代，它联合唐王朝，先后灭百济、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统一后，新罗王朝的统治者出于政治的考虑，一方面大力扶植儒教，另一方面又支持佛教、道教的发展。他们经常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唐朝学习中国文化。在新罗佛教的传播和宗派的建立过程中，来华的佛教僧侣起了直接的宣传和组织作用。不少僧人在华期间曾参与玄奘、金刚智等人的译经事业，甚至直接参加过我国佛教宗派的组织活动，回国时携去大批佛教典籍、文物。回国后，有的继续从事佛教经论的研究，有的开山授徒，展开建立宗派的活动。

　　新罗僧神昉、圆测、胜庄、道证、大贤、顺憬等人先后入唐，从玄奘一系受学唯识教义。

神昉，早年入唐游学，解大小经论。贞观十九年(645)，奉召入弘福寺参与玄奘译场，任证义。此后即长期随侍玄奘，译经受学。玄奘在大慈恩寺译《大毗婆沙论》、《本事经》时，他担任笔受；后又在《大般若经》翻译中担任缀文。神昉始终参与译事，是玄奘重要弟子之一。

　　圆测(613-696)，出身新罗王族，自幼出家。贞观元年(627)十五岁时入长安，师事法常、僧辩，研习唯识。玄奘自印度回国后，即前往受学《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后被召为西明寺大德。玄奘去世后，即在西明寺传唯识教义。武则天时期被选入译经馆，协助天竺僧地婆诃罗译《大乘密严经》等。著书甚多，其中现存者有《解深密经疏》、《般若心经赞》、《仁王经疏》等。他的唯识学因受真谛一系思想影响，故与窥基所述有所不同，形成玄奘门下的又一系统。其弟子主要是新罗学者，如胜庄、道证等。胜庄著有《成唯识论诀》、《杂集论疏》等。道证著有《成唯识论要集》、《辩中边论疏》等。大贤即出自道证门下，现存著作有《成唯识论学记》等。以上各家的学说和著作为新罗唯识宗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另有唯识学者顺憬，他于唐高宗乾封(666-668)年间入唐，传唯识法相之学。擅因明之学，曾立“决定相违不定量”，虽与窥基观点不一，但仍深为窥基赏识。

　　新罗僧义湘(625-702)，俗姓朴(一说姓金)，二十九岁(一说二十岁)出家。唐高宗显庆六年(661，一说永徽元年即650年)，与元晓结伴来华。元晓于半途返回，湘独自入唐，止于扬州。后投终南山至相寺，从智俨学《华严》教义，与法藏同学。仪凤元年(676)回国，奉敕在太白山建浮石寺，宣传华严宗教义，是为新罗华严宗初祖。著作有《华严一乘法界图》、《法界略疏》等。他所创的华严宗又名浮石宗。据说有弟子三千，贤哲十人。另有新罗僧元晓(617-？)，虽未入唐求法，但他也以宣传华严教义为主，开创华严的海东宗。著有《华严经疏》、《大乘起信论疏》、《十门和诤论》等。他的《起信论疏》当时已经传入中国，据《宋高僧传》卷五载，澄观曾向法藏受《海东起信疏》义。

　　新罗僧胜诠、审详入唐后，都从法藏学习华严教义。胜诠由唐返回新罗时(692)，法藏曾托他携书信给义湘，并抄写所著《华严经探玄记》等带回。义湘将法藏著作传送十寺讲授，使新罗华严之学更为发达。审详则后来去日本宣传华严教义。

　　新罗僧慈藏，俗姓金，贵族出身。他于贞观十二年(638)率门人僧实等十余人入唐求法。初往五台山礼佛，后住终南山云际寺，受唐太宗优礼。贞观十七年(643)，携唐朝所赐藏经一部并佛像、法器等回国，新罗拥有大藏经自此开始。慈藏回国后，被敕为大国统，管理全国僧尼事务。他整顿了僧尼戒律，立僧统制，著诸经戒疏十余卷。经过他的努力，新罗佛教发展迅速。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四说，“一代佛法，于斯兴显”。接受慈藏的提议，真德女王三年(649)下令全国服唐朝衣冠；翌年又奉唐正朔，用“永徽”年号。

　　又有新罗僧圆胜于贞观元年(627)入唐，后与慈藏一起返回新罗，宣传律宗教义。唐代律宗初祖道宣门下聚集了很多新罗学僧，他们所著的戒律章疏后来在新罗广泛传播。

　　新罗王朝后期的佛教，更多的受唐代禅宗和密宗的影响。

　　相传新罗僧法朗于贞观(627-649)年间入唐，从道信受学禅法，回国后传与神行。神行也入唐求学，从普寂弟子志空习禅，回国后传播神秀系统的北宗禅。但对新罗禅宗影响最大的则是南宗禅。韩国“禅门九山”中的八派属于南宗系统。

　　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新罗国王第三子随入唐使来长安，敕住禅定寺。后入蜀，从智诜(弘忍弟子)的弟子处寂受禅法，改名无相。信徒为他建净众寺，在成都等地传法二十余年，世称“东海大师”。安史之乱后，玄宗避难入蜀，他曾于内廷受供养。

　　洪州禅系西堂智藏禅师门下，有新罗僧道义、慧哲、洪陟等。道义于德宗兴元元年(784)入唐，在广州宝坛寺受戒，后多方参学，在唐三十七年。回国后传播南宗禅法，成为韩国禅宗迦智山派初祖。慧哲于宪宗元和九年(814)入唐，谒智藏于龚公山，受传心法印。后又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浮沙寺学大藏经三年，回国后在武州桐里山建逐虻寺，传授禅法，成立禅宗桐里山派。洪陟入唐后也受学智藏禅法，回国后大力宣传禅宗教义，受兴德王和宣康太子的信奉，在智异山创实相寺，成为实相山派的初祖，卒谥“证觉大师”。新罗僧无染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入唐，先诣终南山至相寺听讲《华严》，又至洛阳佛光寺问道于如满禅师，后诣蒲州麻谷山宝彻禅师，受传法心印。在唐二十余年，回国后住圣住寺，成立禅宗圣住山派，门下弟子二千余人。道允入唐后成为南泉普愿的弟子，回国后传播洪州禅法，受景文王的支持，形成禅宗师子山派。梵日入唐后为盐官齐安禅师法嗣，回国后创建崛山寺，是为禅宗崛山派祖师。在京兆章景寺怀恽禅师门下，有新罗僧玄昱，他回国后受诸王礼敬，创禅宗凤林山派。在洪州云居山道膺禅师门下，有新罗僧迥微、利严、云住、庆猷等，利严回国后创禅宗须弥山派。可见，韩国禅门九山与中国禅宗在法统上、思想上都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新罗僧顺支于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入唐，参袁州仰山慧寂禅师，得受心印。回国后传沩仰宗禅法，成为新罗伪仰宗的初传。又有新罗僧迦智、忠彦参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钦忠、行寂、清虚等参潭州石霜山庆绪禅师；大矛参庐山归宗智常禅师；金藏参袁州洞山良价禅师。等等。

　　唐代密宗对韩国佛教也有深刻影响。

　　新罗僧侣入唐求学密法的，也为数不少。如明朗于贞观六年(632)入唐，学杂部密法，回国后创建金光寺，是为韩国神印宗的开祖。惠通、明晓、玄超等人入唐后也学习密法，后来归国行化。明晓回国时还请得密典《不空绢索陀罗尼经》一部。此后，又有悟真、惠日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同时来唐，从长安青龙寺惠果受金、胎两部密法。悟真学成后去印度，终于西藏；惠日学成后回国。

　　新罗僧慧超(？-780)入唐后师事金刚智，并协助译经；后为不空弟子。他慕玄奘、义净西游取经伟业，游历五天竺，返回长安。著《往五天竺国传》，详细记述当时印度、中亚和西亚的政治、经济、宗教、地理等状况。再随金刚智、不空受密法。晚年住五台山乾元菩提寺，著《一切如来大教王经瑜伽三密圣教法门》。此外，唐代的中国僧人义林，曾从善无畏学胎藏界密法，后来赴新罗，在那里传授密宗教义和作法。

　　唐代佛教对日本的影响更为深远。

　　日本自舒明天皇二年(630)派遣唐使开始，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停派遣唐使为止，前后计有十九次两国间的重大文化交流活动。遣唐使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入唐求学巡礼的僧侣。至于民间私人的来往，也络绎不绝。随着来隋唐留学的僧人陆续返日，以及中国僧人的相继赴日，在经过一番宣传、组织之后，在日本逐渐建立起与中国相应的佛教派系。奈良朝(710-794)有所谓“古京六宗”(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它们都是在中国佛教的基础上移植而成。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影响最大的，当是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天台宗、密宗。

　　唐武德八年(625)，吉藏的弟子高丽僧慧灌抵达日本，在飞鸟元兴寺演讲“八不中道”三论宗教义，建立日本三论宗。慧灌的弟子福亮也曾入唐，向吉藏学习三论，回国后传播三论思想。福亮之子出家后名智藏，也曾入唐求学三论教义，回国后住法隆寺。智藏弟子道慈于大足元年(701)入唐，在长安西明寺从吉藏的再传弟子元康研习三论，回国后阐扬三论学说。道慈模仿西明寺，在奈良建立大安寺。

　　日本唯识宗的开创人是道昭(629-700)，他于永徽四年(653)随遣唐使至长安，受学于玄奘，玄奘亲予指授。回国时，携去新译经典和有关唯识宗的章疏多种。住于元兴寺，大力传播唯识宗教义，成为日本唯识宗的初祖。

　　日本唯识宗自道昭传入后，分为南北两系，总有三传。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日僧智通、智达也渡海入唐，从玄奘、窥基受学，回国后弘传于奈良兴福寺，是为第二传。武则天长安三年(703)，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入唐，受学于濮阳智周，后至日本传播唯识之学，是为第三传。以上属于南寺传系。玄宗开元四年(716)，智凤的再传弟子玄昉入唐留学，从智周学习唯识教义，二十年后回国，携回经论五千余卷，在奈良兴福寺大力宣扬该宗教义。为表示与道昭等所传有所不同，故称为北寺传系。这时，日本的唯识宗已蔚为佛教的一大宗派，并出现众多对唯识学有贡献的学者。

　　在华严宗方面，日僧荣睿、普照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入唐求法，在洛阳、长安就学华严教义等。后邀请洛阳大福先寺僧道睿赴日，道睿乃于开元二十四年赍《华严》章疏东渡。道睿在日本，初为奈良东大寺新建的大佛主持开光，后在大安寺宣讲戒律。他是日本华严学的初传。同时又有法藏弟子新罗僧审详学成后去日本，住大安寺，应请在金钟道场开讲《华严经》，成为日本华严宗的初祖。

　　七世纪后期，曾有日僧道光入唐学律，但回国后未曾加以弘传。日僧荣睿、普照入唐后，除研习华严外，又求学戒律，奉敕在洛阳大福先寺从定宾律师受学。二人以日本传戒无人为憾，又闻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学行高尚，乃至扬州恳请鉴真东渡。天宝二年(743)起，鉴真、荣睿、普照等人赍经论、法物等启舟东行。前后五回，均为风浪所阻，历经十载。至第六回(753)，终于东渡成功。时荣睿已卒于端州，鉴真则双目失明。鉴真抵达日本后，受到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不久，他在奈良东大寺修建戒坛，开始授戒，是为日本登坛授戒之始。后又于奈良兴建唐招提寺，并设置戒坛。前后受戒者数万人，成为日本律宗初祖。鉴真在日本除传授戒律外，还积极传播盛唐文化，介绍中国先进的医药、建筑、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他带去的精美佛像和经典，至今尚存，被视为日本的国宝。

　　公元794年，日本国都奈良迁往平安。受中国天台宗、密宗的影响，平安时代日本佛教又开创了天台、真言两宗。

　　唐贞元二十年(804)，日僧最澄(767-822)入唐，先达明州，转赴天台，从天台山修禅寺道邃、佛陇寺行满学天台教义。翌年，转赴越州龙兴寺，从善无畏的再传弟子顺晓修学密法，并受秘密灌顶。同年，携经论疏记二百三十余部归国。回国后，力辟各宗，提倡天台圆顿之旨。他在天皇支持下，于比睿山建延历寺，开创日本天台宗，兼传密教。著述甚多，谥号“传教大师”。

　　其后，日僧圆仁于开成三年(838)入唐。圆仁是比睿山天台宗传人，他入唐后，先从扬州开元寺宗睿学习梵文，后登五台山从普通院志远学天台教义。又到长安，从大兴善寺元政受金刚密法，再从青龙寺义真受胎藏界密法并灌顶。回国后(847)仍住比睿山，宣传台、密二教，并据天台教义唱圆(台)密一致之论，是为台密之祖。

　　最澄弟子义真门下的圆珍，也是比睿山僧侣。他于大中七年(853)入唐，以福州开元寺为起点北上，经天台山、苏州、洛阳，到长安，在青龙寺从法全学瑜伽密教，并在大兴善寺从智慧轮受金、胎两部曼陀罗。再到天台山国清寺，于此建立止观堂。回国时带去经疏一千余卷。回国后仍住比睿山，建园城寺(三井寺)。

　　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入唐八家”，上述最澄、圆仁、圆珍是属于天台宗的三家。

　　日僧空海(774-835)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入唐求学，先达福州，后入长安，奉敕居西明寺，从青龙寺不空弟子惠果学金、胎两部密教。回国后，于今和歌山县高野山建金刚峰寺，并以京都东寺为传播真言密教道场，专门弘扬密教，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创始人。他的真言宗被称为东密。卒后，谥号“弘法大师”。

　　空海之后，又有日僧圆行、常晓、慧远、宗睿等入唐修习密教。圆行和常晓都是奈良元兴寺僧侣，同于开成三年(838)入唐。圆行从长安青龙寺义真修学，回国后在京都灵岩寺、播磨大山寺弘传密宗。常晓入扬州栖灵寺从文璨学金刚界密法，回国后以京都小粟栖法林寺为修法道场。慧远也于开成三年入唐，从长安青龙寺义真学密教，回国后，开创京都安祥寺(东大寺别院)。宗睿于咸通三年(862)入唐，历参五台山、天台山，长安青龙寺、慈恩寺、兴善寺、西明寺，洛阳圣善寺，学习密法仪轨。回国后，在京都东寺设立灌顶坛场。

　　上述空海等五人，是“入唐八家”中属真言宗的五家。

　　入唐八家回国时，都从中国求得大量经典章疏、图像文物，并各自编有一部《请来目录》。在整个平安朝(794-1192)，天台、真言两宗非常发达，是当时佛教界占有明显优势的宗派。

　　日本中世纪文化与中国隋唐文化关系密切。它在大量接受和吸收隋唐文化的基础上，经过消化整理，使之与日本固有文化融合而形成；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佛教思想文化。日本来唐的学问僧直接受中国佛教文化的影响，参与了对隋唐文化的吸收和移植。同时，隋唐大批高僧不畏艰险，远涉重洋赴日弘法，也对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是语言文字，而且如佛教仪礼、经像、文物、历法、医药、建筑、工艺等，日本都深受隋唐文化的影响。隋唐佛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越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印海上交通的中继站，许多从海路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侣一般取道越南而去。越南佛教徒使用的一向是汉文佛典。

　　越南佛教各宗派与中国佛教有渊源关系。越南佛教的禅宗前派，又名灭喜禅派，相传为毗尼多流支(汉译灭喜)所传入。毗尼多流支由印度来华，曾师事禅宗三祖僧粲，于580年赴越南宣传禅法。百丈怀海的弟子无言通于唐元和十五年(820)去越南，开创越南佛教的禅宗后派，又称无言通禅派。至宋代，有雪窦重显的弟子草堂禅师在越南传扬“雪窦百则”和提倡禅净一致，创建雪窦明觉派，又称草堂禅派。十三世纪，越南陈朝皇帝太宗先后向中国天封、德诚禅师参学，三传而至仁宗。仁宗出家为僧，称竹林调御，是为竹林派开祖，该派以传临济禅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