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的诸传说

　　1.三代以前传入说

　　《山海经·海内经》开篇即说：“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宗炳在其《明佛论》中引此语，说明三皇五帝之时已有佛教传入了，他说：“‘爱’、‘偎’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固亦闻于三五之世。”(《弘明集》卷一)释迦牟尼的生活年代，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公元前565年至前485年，而各种关于释迦牟尼生活年代的其他说法，也大致在这个年限的上下一百年左右，但三皇五帝时代，却是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了，况且天毒(即天竺，今印度)之国也不与朝鲜同处在东海之滨、北海之隅。此说之非是显然的。

　　2.周朝时期传入说

　　《周书异记》中载，周昭王二十四年(前977)，国王曾感知到佛陀出世的异相，这种说法在唐僧法琳的《对傅奕废佛僧事》中曾引用，而法琳此书又被收入《广弘明集》传世，因而在佛教界内影响很大。但《周书异记》是一部伪书，大致成书于南北朝时期。

　　3.孔子时期传入说

　　《列子·仲尼第四》中说到，孔子就已经深知西方的佛为大圣，能“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孔子是春秋末年人，生活的年限大致是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而佛教开始向外传播的年代是阿育王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远远晚于孔子生活的时代。然这一说法广为佛教界所引用。

　　4.战国末年传入说

　　此说见于晋人王嘉的《拾遗记》，此书载有一位据说是一百三十岁的印度僧人在燕昭王七年(前305)持瓶荷锡来到燕都，并施行异术的说法。但这一时期的印度佛教尚未北传出境，此书原文也多佚失，是南朝萧梁时代的萧绮收集补作的，书中所记，多诡怪离奇之事。

　　5.齐晋时期传入说

　　宗炳在《明佛论》中根据佛图澄关于临淄(今属山东省淄博市)有古阿育王寺遗迹的说法，而认为“有佛事于齐晋之地久矣哉！”至于古阿育王寺是在何时兴建的，法琳有个说法，是在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见其《对傅奕废佛僧事》，《广弘明集》卷十一)，这一说法也是不可信的，但从中也反映出中国佛教对阿育王的尊敬。

　　6.秦朝时期传入说

　　法琳在《对傅奕废佛僧事》中说，道安和朱士行的《经录》中讲到，秦始皇时，有释利防等十八位外国僧人持经来化秦始皇，秦始皇不听，并把他们囚禁起来，夜里有金刚劫狱，救出僧人，秦始皇这才因恐惧而稽首称谢。从时间上看，秦始皇时代，阿育王已派人传教，但尚无确凿史料证据来证明秦朝和孔雀王朝有过交往，且法琳所引的这种说法，首见于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卷一，不过费长房并未说明此说是出于道安和朱士行的《经录》，不知出自何处。如果道安的《众经目录》中有这种重要事件的记载的话，那么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史作品就应该注意到了，但像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和慧皎的《高僧传》中都未提及。朱士行的《经录》则是伪书。

　　7.汉武帝时期传入说

　　汉武帝时代已知佛教，佛教界的传说有多种。宗炳《明佛论》中有“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一语，是讲东方朔向汉武帝说明劫烧的理论。“劫烧”是指佛教所言世界坏灭时所遭受的大火，这一传说说明东方朔对佛教的理解程度已经比较深入了，佛教传入也有一段时间了。但《高僧传》中的记载，却是说东方朔不知劫烧，“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人”(《竺法兰传》，《高僧传》卷一)。后来竺法兰来华，才指出此是劫火烧过后留下的黑灰。汉武帝时已通西域，但汉使是否就确切地知道西域流传的佛教呢？《魏书·释老志》中说到“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图之教”。《魏书》的这个结论有些武断，知道有天竺国，并不等于确切地知道该国有佛教，张骞自己回来后只说天竺国“地多暑湿，乘象而战”(《西域传》，《后汉书》卷一一八)。并没有提到佛教之事，按理说他是可以对佛教有所了解的，只是没有对其加以特别的注意。汉武帝时还有“金人”的传说，《魏书·释老志》又说，汉武帝遣霍去病西征，讨伐匈奴，获匈奴的金人。匈奴人对金人的祭法是，“不祭祠，但烧香礼拜而已”。《魏书》因而认为这是佛教流通中国之始。如果说金人指的就是佛教中的佛像，那么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就有了依据，但在《汉书》和《史记》等史籍中，都明确地讲这个“金人”是祭天用的，为祭天主。匈奴族人有祭天地鬼神及其祖先的习俗，一如我国民间也有此类信仰。金人乃是所祭的偶像，并非后来中国佛教所指的佛像。佛教在中国盛行后，佛像也称金像，以此来推想匈奴之金人也属佛像，是很自然的事。其实在汉武帝时期的公元前二世纪，印度还没有开始制造和崇拜佛像。

　　8.汉成帝时期传入说

　　此说的依据是，汉成帝时(前一世纪后半叶)，刘向在校阅皇家藏书的时候，发现有佛经数种。宗炳的《明佛论》最早引用此说，云“刘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经”。这是说刘向所著的《列仙传》，在其序文中说到佛经中记载了七十四人的名字。这说明汉成帝之时已有佛经了，所以僧祐说：“昔刘向校书，已见佛经，故知成帝之前，佛法久至矣！”(《出三藏记集》卷二)《世说新语·文学篇》中的刘孝标注，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于此说，颜之推首先提出过疑问，指此说乃“后人所羼，非本文也”(《颜氏家训·书证篇》)。不是《列仙传》中原来就有的，而是后人加进去的。实际上，当时佛教中还没有成文经典的出现，何以在中国却已有佛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