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地佛教

　　曹魏的佛教中心在洛阳，著名的译经僧人有昙柯迦罗、康僧铠、昙帝和白延等人。

　　昙柯迦罗(法时)，中天竺人，曹魏嘉平(249-254)年间来到洛阳，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最早传来佛教戒律，在此之前，中土虽有出家僧人，但只是剃了头了事，并没有受戒之事，也无戒可守，所行斋会、拜忏等佛事，也只是模仿传统的黄老之教的祭祀方法。昙柯迦罗来华后，译出律典《僧祇戒心》一卷，此经是从大众部戒律中选出的一部分，他作这样的节选，是为了避免原律典中的繁杂，只译出朝夕须守的基本戒律，以适应中国佛教的初始状况。他还从西域请来精通戒律的僧人，创立授戒之法，中国佛教一般认为，这是中土戒律之始，后来的律宗还把昙柯迦罗推为初祖。

　　康僧铠，可能是康居国人，也在嘉平年间到达洛阳，译出《郁伽长者经》一卷和《无量寿经》二卷。前者也是律典，讲在家居士所守的戒律，因而也叫《在家出家菩萨戒经》。后者则是宣传西方净土信仰，为后来的净土宗的重要经典，净土三大部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昙帝(又作昙无谛或昙谛)，安息国人，善律学，于曹魏正元(254-255)年间来到洛阳，据说他曾译出法藏部律典《昙无德羯磨》一卷，不过道安认为，在后秦之前，并没有僧家受戒之事(见其《比丘大戒序》，《出三藏记集》卷十一)，因此他在《众经目录》中也没有收入康僧铠和昙帝所译的律典。

　　白延，据《出三藏记集》载，不知为哪国人，曹魏正始(240-248)末年，他重译《首楞严经》，又译《须赖经》及《除灾患经》。在《高僧传》中的《昙柯迦罗传》中，附有帛延之传，白延与帛延可能是同一个人。

　　魏地佛教中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朱士行的西行求法活动，他开启了中国佛教僧人的西行求法运动的端绪。朱士行西行的目的，是要求取般若学的原典，因为在流行的《道行经》中，有许多地方令人难以理解，于是他有西行求法之举。

　　朱士行，生卒年不详，颍川(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县)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通过受戒而正式出家的僧人，严佛调的出家，没有受戒。曹魏佛教流行以《道行经》为核心的般若学，这部经典，译文质直简约，有些地方很难理解，朱士行讲说此经时，也经常有难以讲清楚的地方，所以他感叹道，“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 (《朱士行传》，《高僧传》卷四)。他立志西行求得般若真义。

　　甘露五年(260)，朱士行开始西行之举，他从雍州(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出发，渡过沙漠，到达于阗。当时于阗流行大乘佛教，朱士行在此抄取了九十品的《般若经》梵本，但如何将经文送回国内，还遇到不少困难，最后于西晋太康三年(282)请弟子弗如檀等十人护送回洛阳。此经后来由竺叔兰和无罗叉两人于西晋元康元年(291)译出，以首品《放光品》为经名，而称《放光般若经》，共二十卷，相当于后来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十六会中的第二会。这个译本出来后，直到罗什译出此经的同本异译《摩诃般若经》之前，一直很流行，学界都以此经为般若学的正宗，而冷落了《道行经》，不知《道行经》和《放光经》乃是同一部《般若经》中不同的两会。不过《放光经》中分析的空观，要比支译《道行经》更加准确，概念也更清晰，其中把空进一步分析为十四空，并明确地提出“自性空”的概念，也有了真谛和俗谛的区别。

　　朱士行自己最后以八十俗龄终了在于阗，为求法而客死异国他乡。在后来的佛教史上，有假托朱士行求法的故事出现，由此也可知朱士行求法创举之影响。

　　曹魏佛教中，还有梵呗出现的传说。梵呗是以歌唱性、音乐性的方式来讽颂佛经中的偈颂，这把诵经和音乐结合起来了，可以进一步强化对佛经的理解和记忆，被称为“法乐”。首创梵呗的被认为是曹植，所创梵呗称作“鱼呗”，传说是他在鱼山(在今山东省东阿县西北)听到空中梵呗而模仿成的。但曹植本人是反对方士的，佛教也被视作与方士之术无异的一种，所以他制作梵呗之说，并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