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最初的信奉者多为上层人士，但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佛教影响的扩展，佛教信仰向社会的中下阶层渗透，逐渐成为大众的信仰。
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曾讲到百姓奉佛之事，“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这段记载所指的具体时间是汉桓帝时期，亦即安世高来华之时。到东汉末年，民众的佛教信仰已经很普遍了，据《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记载，笮融曾招募佛教信徒，凡信佛者，可以免除徭役，这样先后招到五千多户。这也说明民众的信佛是与摆脱生活困难相联系的，和宫廷中以追求长生而信佛是不同的。
笮融，丹阳(今安徽省宣州市)人，汉末时黄巾起义爆发，同为丹阳人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刺史陶谦镇压起义有功，受到朝廷重视，此时，笮融率数百人来投陶谦，被陶谦任命为管理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下邳、彭城三地的粮食运输官员。他以奉佛为号召，招徕民户，令其从事农业生产，这在当时战乱及生活困难的情形下，响应者很多，后来曹操攻打陶谦，笮融率众逃往广陵时，带去的民众有三万多人，这些人虽然不能说都是佛教信徒，但其中的信佛者也不会少。
笮融掌握了财权之后，就用于事佛活动，他“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为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许人，悉课读佛经”(《刘繇传》，《三国志》卷四十九)。
这说明当时已有了寺院和佛像的存在，笮融造寺之规模，可谓宏大，能容纳三千多人同时做佛事，其建筑格式，有塔(重楼)，有廊(阁道)。也讲到了造像的情形，以铜为原料，外涂金粉，披以锦彩袈裟，这就是所谓的“金人”了。
在同一条资料中，还记载了浴佛、斋会等佛事活动，浴佛时，在数十里长的路边布席设斋，引来观看及就食者近万人，耗资以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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