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梵音昙摩罗刹或昙摩罗察，生卒年不详，本姓支，为大月支国侨民，世居中国的敦煌。他八岁出家，从竺高座(可能是天竺僧)受学，并随师姓竺。据称他“诵经十万言，过目则能”(《昙摩罗刹传》，《高僧传》卷一)。他立志于学问，儒家六经，百家之言，他都涉猎，他也云游各地拜访高僧，不辞辛劳，“万里寻师”。当时正值晋武帝时期，京城洛阳的佛教虽然很流行，但是大乘佛教的许多重要经典，还在葱岭以外的西域，不传国内，竺法护决心传回大乘佛典，因而随师远行西域求法。他在西域掌握了三十六国的语言文字，学成后，带着大量的梵文经典回到敦煌，又从敦煌而至长安，沿途翻译所带回的经典，以后亦终身以译经为务。
竺法护的译经数，道安《众经目录》中收录一百五十部，《出三藏记集》卷二载为一百五十四部，三百零九卷，《历代三宝记》卷六载为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经吕澂先生的对勘，竺法护译经数应是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另有十部是竺法护所译而标为他人译者(见其《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所附《竺法护》)。
竺法护译籍的范围很广，几乎涵盖了西域流行佛典的各个方面，具体包括：
小乘类经，如《离睡经》(即《中阿含经·长老上尊睡眠经》)一卷、《受岁经》(即《中阿含经·比丘请经》)一卷、《普曜经》八卷等。
大集类经，如《无言童子经》(即《大集经·无言品》)。
宝积类经，如《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即《大宝积经·弥勒所问会》)一卷。
般若类经，如《光赞般若经》十卷。
法华类经，如《正法华经》十卷。
华严类经，如《菩萨十住行道品》(即《华严经·十住品》)一卷、《渐备一切智经》(即《华严经·十地品》)十卷。
净土类经，如《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的异译)二卷。
禅法类经，如《勇伏定经》(即《首楞严三昧经》)二卷。
涅槃类经，如《方等泥洹经》二卷。
戒律类经，如《比丘尼戒》一卷。
法护所译佛典中，重要者有《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渐备一切智经》、《普曜经》等几种。
《光赞般若经》十卷，竺法护在太康七年(286)译于长安，所用梵本为于阗沙门祇多罗带来的本子，此经相当于后来玄奘译《大般若经》第二会八十五品中的前二十七品，和朱士行传回、竺叔兰译出的《放光般若经》以及鸠摩罗什所译的《摩诃般若经》都是同本异译。但竺法护此经译出后，一直在凉土流行，未传于内地，所以其影响只限于凉土，直到道安于东晋太元元年(376)到凉土后，发现此译本，才将它传回内地，而内地流行的般若经典，是《放光经》。道安对法护这一译本的评价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出三藏记集》卷七)。
《正法华经》十卷，在《法华经》的三个译本中，这是最早的一个，也于太康七年在长安译出。此经的主要内容，是表明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宗旨，三乘为权，一乘为实，佛法从本质上讲只是一佛乘，但为了开示一佛乘中的佛的“知见”，又必须通过三乘方便，而三乘方便，也只是为了体现一佛乘。此经又讲顿悟成佛论，以龙女顿时成佛的故事来说明此理。又宣传观音信仰，这推动了观音信仰在民间的发展。法护的这个译本与后来的两个译本有一个不同之处，是法护把《陀罗尼品》和《普贤菩萨劝发品》中的诸咒都加以意译，化密为显。此经在晋世也是非常热门的，到了后来的隋唐宗派阶段，此经则又为诸宗所重。
《渐备一切智经》十卷，元康七年(297)译于长安，此经讲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
《普曜经》八卷，译于永嘉二年(308)，此经讲述释迦牟尼的故事，从出生、为太子、出家到创教，也包括佛教教义方面的内容。
竺法护的译风，或文或质，并不一致，但后人总的评价还是很高的，道安说法护“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昙摩罗刹传》，《高僧传》卷一)。竺法护是罗什之前最大的译经家，其译籍的影响也主要在罗什以前，因为他的译典后来大多出现了影响更大的罗什的异译本，但这并不妨碍法护在晋世佛教中的地位，由于他对译事的贡献，时人常称他为敦煌菩萨或敦煌月支菩萨，很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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