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的佛教信仰

　　西晋的佛教事业首先得到高级官员和地方豪富的支持，前述中山王的出城迎经，充分说明他对佛教的热忱，河间王司马颙也是如此，他对帛法祖“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帛远传》，《高僧传》卷一)。石崇是当时的巨富高官，官至侍中，“石崇斗富”在历史上臭名远扬，不过他也事奉佛教，他是否真心奉佛，时人有怀疑，有人称他“虽托名事佛，而了无禁戒”(《正诬论》，《弘明集》卷一)。但以其财力，向佛教行布施是可能的，这也说明，奉佛在当时已是一种社会风尚了。与石崇相反，周嵩则是一个佛教信仰者，《正诬论》称其“奉佛亦精进”。不过又说他“虽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为弟子”。没有正式皈依佛教，连居士也不是，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佛教信仰，而且周嵩夫妇都为信佛者。

　　西晋之世，居士佛教已经比较流行了，这和《维摩诘经》的影响不无关系。节译《道行经》的卫士度就是一位居士，其师阙公则也是著名的居士。竺法护的两位主要助手聂氏父子也都是居士，他们不但助译，自己也有译作，聂承远译有《越难经》一卷、《超日明三昧经》二卷。聂道真译有《文殊师利般涅槃经》一卷、《异出菩萨本起经》以及《三曼陀□陀罗菩萨经》一卷。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首次自己译经。抵世常也是著名的居士，他在晋太康(280-289)之世禁佛的时候，“潜于宅中，起立精舍，供养沙门”(《神异篇》引《冥祥记》，《法苑珠林》卷二十八)。由此也可知晋初曾一度禁佛，抵世常在禁佛的形势下，敢于在家中私立庙宇，供养僧众，足见其信仰之深(也见其财力之厚)。

　　外国来华僧人在西晋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佛教力量，译经僧中，竺法护、竺叔兰为侨民，其他译僧，疆梁娄至是西域人，安法钦是安息国人，他译出《阿育王经》等五部十六卷经典。在其他传教僧中，还有象耆域、帛尸梨蜜这样的神异僧。耆域是天竺僧人，他“倜傥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时人莫之能测”(《耆域传》，《高僧传》卷九)。他从天竺出发，走海路经扶南(今柬埔寨)到交趾，在晋惠帝末年到达洛阳。他以神异之术传教，传说他以杨柳拂水，辅以念咒，就能治病。帛尸梨蜜也能持咒，他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而面色不变。这种异术，极能引起并增强人们对佛教的兴趣。

　　西晋的佛教生活，已开始设法会追荐亡僧，也有持斋、供养僧众等形式。晋武帝之世，阙公则死后，洛阳僧众曾在白马寺中设法会追荐。持斋，是过斋戒生活，这一般是指居士的修行，卫士度的母亲常在家吃长斋，卫士度自己也曾作《八关斋文》，这是在行斋时所用的对佛的忏悔性文字，一直到晋末，持斋者都在使用它。供养僧众者，像抵世常就在私宅中设精舍供养，卫士度的母亲也常在家中“饭僧”。这些都说明了佛教在社会上的流传程度。

　　西晋的佛寺建筑已经很多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存在状况。《正诬论》云“道人聚敛百姓，大构塔寺”。这说明佛寺不但多，而且富，寺院经济有了一定规模。至于西晋的寺院数，《魏书·释老志》称“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这是指洛阳一带的情形，《洛阳伽蓝记》卷一中的记载在时间上更准确，“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释氏稽古略》卷一则载西晋造寺一百八十所。

　　著名的寺院，有白马寺(长安、洛阳均有)、建初寺、瓦官寺(此二寺在建康)等，其他还有东牛寺、满水寺、大市寺、竹林寺、石塔寺(均在洛阳)，西寺(在长安)、水南寺、水北寺(在陈留仓垣)等十余所。

　　西晋的僧侣数，《释氏稽古略》卷一载，西晋度僧尼三千七百人，《正诬论》也提到洛阳的僧人之多，称“沙门之在京洛者多矣”。

　　西晋佛教中出现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允许女性信徒正式出家，中国第一个出家的比丘尼是净检，她于西晋建兴(313-316)年间出家，居竹林寺，同时随她出家的还有二十四人。她出家之前就已通经，当时缺尼师，她因而成为众尼之师，传法授道(事见《净检传》，《比丘尼传》卷一)。

　　西晋的佛教艺术，必须提及的有佛画家卫协，他工人物及道、释像，时称画圣，曾作《七佛图》，作品“伟而有情势”(顾恺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