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佛教中主要以译经为务的译经僧，著名者有僧伽提婆和佛陀跋陀罗等人。僧伽提婆(众天)，罽宾国人，精通佛教三藏，尤其长于《阿毗昙心论》，他在苻秦建元(365-384)年间来到中土长安，曾在道安的译场参予译经，应法和之邀参加《阿毗昙八犍度论》三十卷的翻译。当时在道安的译场内译经的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等人所译的作品，译文质量并不是很高的，“义旨句味，往往不尽”(《僧伽提婆传》，《高僧传》卷一)。道安死后，也无人能加经校改。僧伽提婆与法和两人在道安死后就离开长安来到洛阳，在洛阳的四、五年中，僧伽提婆的汉语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检校这些译经，也发现“先所出经，多有乖失”(同上)。法和就请他重译。当姚兴称王时，法和又回长安去了，僧伽提婆则渡江南下，受庐山慧远之请，投在慧远会下，译出《阿毗昙心论》四卷和《三法度论》二卷，《教授比丘尼法》一卷也译于庐山。
隆安元年(397)，僧伽提婆来到京师建康，受到王公名士的崇敬，卫军东亭侯王请他住在自己建造的精舍内讲《阿毗昙》，同年冬天，又请他重译《中阿含经》六十卷和《增一阿含经》五十一卷，于次年春译完。
僧伽提婆在华，于长安、洛阳、庐山、建康四地译经讲经，他对中国佛教的毗昙学有所贡献，他重译的两种《阿含经》也流传于世，向人们提供了印度早期佛教的详尽资料。
佛陀跋陀罗(觉贤，359-429)，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人，他是释迦族甘露饭王的苗裔，祖父因经商而定居于北天竺，但是他三岁丧父，五岁丧母，由其舅舅收养，他叔叔鸠婆利发现他非常聪明，兼以同情他是孤儿，便让他出家当沙弥，到十七岁时，他在诵经方面已有超常的表现，受具足戒后，他更是精勤修业，博学群经，于众经多有通达。
佛陀跋陀罗在天竺和罽宾国以禅、律方面的修养而著称，他的禅学老师为佛大先。他在罽宾国时遇到中国僧人智严，智严知道他的大名，请他到中国去弘扬禅法，他自己也有这个愿望，于是裹粮东行。他的来华之路走得很艰难，僧传中对他的来华路线记得不够明确，大致是在西域六国跋涉三载，但是遇到积雪之山挡住去路，于是改从海路走，到印度或其他国家的沿海，乘船泛海，到达交趾，又继续北上，到山东青州上岸。他听说鸠摩罗什在长安弘法，立刻决定奔长安而去，当初罗什随母亲在罽宾学法，对于罗什的名声，他当是有所闻的。
罗什对于佛陀跋陀罗的到来，是十分高兴的，但不久就出现了分歧，佛陀跋陀罗曾说，罗什对于佛法的见解，不过如此，“不出人意”，没有超出常人之处，为何名声这么大？罗什对此，只是称，大概是我年纪大了。佛陀跋陀罗注重禅修，他本人也有些神异之处，这和当时长安重译述、义理、讲说的风格是不同的。在跟随他修禅的人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弟子禅行不深，却说已得到了阿那含果位，佛陀跋陀罗也没有加以检责，导致流言四起。他自己也说些神异之言，传出去后被认为是“显异惑众”的。加上当时姚兴供养的三千僧众，热热闹闹，出入宫廷，而他则不参与，只务静修，这在僧官僧□和道恒看来是有违教团戒律的，两人要求他离开长安。他只得带着慧观等四十余人离去，心中充满遗恨，不是为己，而是为未尽弘法之愿，“恨怀抱未申，以为慨然耳”(《佛陀跋陀罗传》，《高僧传》卷二)。
慧远听到这个消息，认为“贤之被摈，过由门人”(同上)。与他本人无关，于是便请他到庐山来，在庐山一年，他译出《达磨多罗禅经》二卷，此经介绍的是罽宾僧达磨多罗，尤其是佛大先的禅法。
一年后，佛陀跋陀罗离开庐山，西至江陵，义熙九年(413)，他来到建康，义熙十二年(416)，他应法显之请，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义熙十四年(418)，他应邀与法业、慧严等百余人在道场寺开译《华严经》六十卷，至南朝刘宋永初二年(421)译完。在此之前，虽然有华严类经的一些单品译出，但首先展示其全貌的，是佛陀跋陀罗的这个译本，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有深远影响的，唐代的华严宗即以此经立宗。
佛陀跋陀罗的译经总数，《出三藏记集》卷二记为十部，六十七卷，《高僧传》卷二记为一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
|
随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