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义方法，是把印度佛教中的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应的概念加以比附，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来理解印度佛教，是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竺法雅传》，《高僧传》卷四)。
格义方法在早期中国佛教中是被广泛使用的，在诸家译典中都存在，比如安世高译“安般”为“守意”，支谶译“波罗蜜行”为“道行”，译“如性”为“本无”，等等。而自觉地总结并推行格义方法的是竺法雅和康法朗，尤其是竺法雅。
竺法雅，河间(今河北省献县东南)人，他的学问之道，是先儒后道，最后是佛教。在他的周围，经常聚集着许多求道之人，“衣冠士子，咸附咨禀”(同上)。不过这些人多精于儒道而于佛理却不懂，竺法雅和康法朗等人商量出一套格义的教学方法，用概念的比较法来促进学人们对佛教的理解。
当时采用这一方法来理解佛教的，著名者还有道安、慧远等人。道安曾和竺法雅、竺法汰一起以格义法“披释凑疑，共尽经要”(同上)。但是后来道安放弃了这种方法，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僧先传》，《高僧传》卷五)。具体地讲，格义的缺陷在于“考文寻句”，只注重概念间的比附，反而失去了佛教概念的本来意义。慧远也善用格义，他在道安门下，讲经时常以老庄思想中的概念作比较，道安对此也并不反对。慧远的作品，则是充满玄味的，他并未完全放弃这种方法。
据慧睿说，当时广陵和彭城的僧人，其讲说也是“恢之以格义，迂之以配说”(《喻疑论》)。竺法雅和道安同议格义时，是在佛图澄门下，居河南。慧远在道安门下持格义时，是在河北。格义之法，多在长江以北流行，江南地带，义理之风很盛，般若学六家七宗，多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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