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帝和周武帝的灭佛

　　太武帝在即位之初还是善待过佛教的，“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魏书·释老志》)。他得知凉州沙门昙无谶之名，曾向沮渠蒙逊要求送昙无谶到北魏来。但太武帝本人是不信佛教的，他对道教倒是很感兴趣，这是受道教天师道寇谦之等人的影响，寇谦之在始光元年(424)就到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宣传道教，并向太武帝献道书。起初太武帝对此并不热心，司徒崔浩对道教却是深信不疑的，而太武帝对崔浩又非常看重，凡遇国家大事，都要和他商量。崔浩上书，劝他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道书来魏，是上天瑞应。在这样的情形下，太武帝始信道教，敬奉寇谦之为天师，后来他把年号都改成了“太平真君”。奉道教的太武帝开始排斥佛教。

　　太延四年(438)，在征服了凉州之后，凉土民众都被掳往魏都，佛教僧侣也包括在内，使得魏都的僧人大增，太武帝以沙门太多为由，下令罢五十岁以下僧人的僧籍。按太武帝的原意，是想在凉州就将僧人斩杀的，寇谦之建议可以将僧人用作劳动力或服兵役，所以改为把五十岁以下的强壮僧侣罢籍。

　　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太武帝下达两诏，禁止私养沙门以及师巫、工匠之类，禁止设立私学，有身分的人应该进入国立学校，平民应该继承父业。这已从意识形态方面排斥了佛教的作用，他认为佛教之类“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魏书·世祖纪下》)。这对佛教已经提出了严重警告，但还没有到杀僧毁寺的地步，虽然诏令中已隐含杀气，规定凡是私藏僧人者，如果在二月十五日以前仍不送官，一经发现，一律杀头。

　　太平真君七年(446)二月，因卢水胡盖吴在杏城(今陕西省黄陵西南)起义，太武帝发兵西征，在长安一寺院内发现藏有兵器，就怀疑与盖吴通谋，还在有的寺院发现了藏匿妇女、寄放他人财物、酿酒等违律事件，这些都成为毁佛的导火线，他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焚毁佛像，其他地方，照此办理。这个命令是派太子拓跋晃去执行的，而太子却是信佛的，他上表反对毁佛，太武帝不准，下诏重申毁佛的理由，诏中说，凡是信佛，必然会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魏书·释老志》)。佛教盛行，将导致儒教礼义的损坏，因此，要恢复“义农之治”，恢复儒家正统，必须对佛教采取严厉的措施。这一诏书中虽然也批评了老庄的虚假，但烧杀只是针对沙门的，“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同上)。这件事情崔浩一直是支持鼓动的，寇谦之倒是不同意，“苦与浩净”。这一诏令，太子延缓宣布了，致使远近沙门预先得到消息，有了防备，实际所毁的，只是寺塔而已。这是《魏书·释老志》中的记载，但另有资料表明，毁佛的诏令是得到严格执行的，“伪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昙始传》，《高僧传》卷十)。不只是毁寺，僧众也有遭捕杀的，这是中国佛教所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第二次打击来自北周武帝宇文邕。

　　宇文邕的灭佛，本质上也源于佛教和儒学之间价值观上的冲突，宇文邕本人是遵从儒学的。除此之外，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即如僧人昙积指出的，是想“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谏周祖沙汰僧表》，《广弘明集》卷二十四)。在灭佛之前，宇文邕对三教关系讨论过多次：

　　天和四年(569)三月十五日，宇文邕召集高僧、名儒、道士和文武百官二千多人，讨论三教先后，他主张“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为上”(《灭佛法集道俗议争》，《广弘明集》卷八)。以儒佛关系而论，儒先佛后，以佛道关系而论，道在佛下。

　　同年三月二十日，再次集众讨论，宇文邕说：“儒教、道教，此国常遵，佛教后来，朕意不立。”(同上)排除了佛教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

　　同年四月初，宇文邕又集众进行讨论，并敕司隶大夫甄鸾详细研究一下佛道二教的关系，定深浅，辨真伪。

　　天和五年(570)五月十日，宇文邕召集群臣讨论甄鸾奉旨而作的论述佛道二教关系的作品《笑道论》，此论对道教加以嘲笑，宇文邕认为它“伤蠹道法”。当场予以焚毁。他又看到道安写的《二教论》，觉得道安关于佛教是内教，儒道二教是外教的说法，理由很充分，他也不好加以反对，三教废立之事就暂时搁置下来了。

　　建德二年(573)十二月，宇文邕又集沙门、道士及群臣辩三教先后，他主张“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武帝纪》，《周书》卷五)。

　　次年五月十六日，宇文邕在太极殿令僧人、道士辩二教优劣，先由道士张宾和法师智炫辩论，张宾败北，宇文邕亲自登台，指斥佛教是“不净”之教，而智炫说，道教的不净，比佛教更重(见《智炫传》，《续高僧传》卷二十四)。

　　这次争论后的第二天，宇文邕就下令二教俱废，同时令道士、僧人还俗为民，各种不符合儒教礼义的“淫祀”，也都废除。

　　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宇文邕却又下诏设“通道观”，观中包括僧人、道士一百二十人，在一起讨论三教，意在会通三教，“通道观”之“通”，就是三教会通之“通”。这表明，宇文邕虽然二教俱废，其实是想对道教有所保留的，但这种道教，又必须是三教会通之道。

　　三年后，宇文邕却再次下诏毁佛。

　　建德六年(577)，宇文邕攻下北齐都城邺地，他亲自到邺宫，宣传废毁齐地佛教，僧人净影慧远曾加以抗议。宇文邕的废佛讲话中，谈到他以儒教六经立国，至于佛教，真佛无像，敬佛应敬在心中，而大译佛经，大建寺塔之类，不能使人受恩惠，所以必须荡除佛教。慧远争辩说，众生必须“赖经闻佛，藉像表真。今若废之，无以兴教”(《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诏事》，《广弘明集》卷十)。但这终究是无效的抗争。

　　自三年前毁佛以来，“关陇佛法，诛除略尽”(同上)。加上这一次毁北齐佛教，四万寺庙被赐予王公贵族使用，僧人夺籍，还俗为兵士、百姓者有三百万，佛像经典遭焚毁，寺庙财产或入官，或作赏赐之用，分散荡尽。

　　宇文邕的废佛，史料中多载是受道士张宾和曾是僧人的卫元嵩的影响，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宇文邕自己的以儒治国的政策。不过卫元嵩上书省寺减僧的十五条建议中对佛教提出的批评，佛教界是应该加以反省的，他建议行大乘佛教，佛教应该注意到社会上的贫穷阶层，佛教要有利于社会的和合，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佛教要加强纪律约束，反对大立寺院三藏，等等。这些建议多是针对当时佛教界所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