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普通民众佛教信仰的兴盛，从当时寺院和僧众的数量上可以反映出来。根据法琳《辨正论》卷三的记载，南朝刘宋有寺院一千九百一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分别比东晋多二百三十五所和一万二千人。萧齐的高帝、武帝、明帝三代，有寺院二千零一十五所，比刘宋又增加了一百零二所，僧尼数三万二千五百人，比刘宋少三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比萧齐多出八百三十一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人，比萧齐多出五万零三百人，明显可以看出佛教在梁代有个大发展。陈代时，佛教大大萎缩，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实际上规模也是不小的，接近刘宋时的水平。
北朝佛教，同样据《辨正论》卷三，魏朝(包括西魏和东魏)的寺院合计有三万零八百所，其中包含国家出面建造的四十七所，王公贵族所造的八百三十九所，其余为社会力量所建。僧尼数为二百万人。可以看出北方的佛教信仰比南方更为普遍。仅就北魏一朝而言，据《魏书·释老志》载，自兴光元年(454)到太和元年(447)，仅京都平城一地就有寺院一百多所，僧尼二千多人，全国则有寺院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人。到延昌(512-515)年间，全国有寺院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北魏的新都洛阳，为当时北方佛教的中心，据《洛阳伽蓝记》卷五载，到北魏末年时，洛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杨衒之有感于洛阳佛教的兴衰，在后来洛阳佛教败落之后，写出《洛阳伽蓝记》，回忆以往洛阳伽蓝的盛况，指斥佛教的虚妄和造寺的奢侈。对于北魏的民众佛教信仰，《魏书·释老志》记载道：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盛，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
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正光”是孝明帝的年号。佛教信仰的兴盛，与社会的动荡、百姓的苦难、君王的重压是相联系的。这种分析是十分正确的。
北齐和北周的寺僧数，没有系统的记载，据《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所记，北齐京城邺都一地，就有寺院四千所，僧尼八万人。由此推知全国的情形，佛教信仰也是十分普及的。又，据《辨正论》卷三，北周有寺院九百三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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