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大臣的奉佛，举南朝宋、齐、梁三代略而叙之。
南朝刘宋诸王中，崇佛交僧者很多，如临川王刘道规、江夏王刘义恭、彭城王刘义康、南郡王刘义宣、庐陵王刘义贞等，其中又以彭城王刘义康最为著名，据《高僧传》记载，刘义康曾拜僧人慧睿为师，经他再三请求，慧睿才同意接收。他请慧睿到他自己的宅院来，要从慧睿受戒，慧睿认为这样做不合礼，他只得到寺院去事弟子礼。他与译僧僧伽跋摩也有交往，对于僧伽跋摩，“义康崇其戒范”，他又“广设斋供”，致使“四众殷盛，倾于京邑”(《僧伽跋摩传》，《高僧传》卷三)。
刘宋贵族中，有张氏、何氏、陆氏、周氏、王氏、谢氏诸族，这些贵族在整个南朝都不乏奉佛者，而不只是在宋朝。江南吴郡张氏中的张裕，任益州刺史时，听说江阳寺普明、长乐寺道訚有戒德，就请这两位僧人做自己的戒师。这两位蜀僧的传记附于《高僧传·道汪传》中。张裕之弟张邵镇守襄阳时，带上儿子张敷，张敷常听檀溪寺僧道温讲经，张裕问儿子，道温这个人怎么样？张敷称道温“义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测”(《道温传》，《高僧传》卷七)。张裕于是亲自拜访，果然名不虚传，他劝道温还俗，道温听后，当即迁往江陵去了。
庐江何氏中的何尚之，他对于宋文帝的奉佛有一定的影响，这在《广弘明集》卷一《宋文帝集朝宰论佛教》和《高僧传》卷七《慧严传》中都有记载。他与当时的名僧，如慧严、慧观、慧静等，都有交往。
江南吴郡陆氏中的陆澄，他受宋文帝之命，编撰《法论》一百零三卷，把到刘宋为止的佛教著作分类编集。
汝南周氏中的周颙，曾以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劝说宋明帝行善，据《高僧传·僧瑾传》载，周颙是受僧瑾的启发才这样做的。他本人则对三论之学很有研究，著有《三宗论》，立空假名、不空假名和假名空三宗，“设不空假名难空假名，设空假名难不空假名”(《周颙传》，《南齐书》卷四十一)。假名空则兼难空假名和不空假名两宗。此论已佚。他还主张三教一致论。
陈郡谢氏中的谢灵运，他的奉佛是极为有名的，他著有《辨宗论》，推崇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对于《大涅槃经》的翻译，他也有一定的贡献，他与慧严、慧观等人一起修改过该经的译文。
在刘宋的官僚知识分子中，奉佛较为突出的是颜延之和宗炳。
颜延之(384-456)是和谢灵运齐名的著名人物，他参加了当时形神问题的讨论，主张人死之后，形体异于草木，灵魂则依然存在，还可以重新受形。根据这一灵魂不灭论，因果报应之事也是必然的。这方面的作品，他写有《释达性论》和《重释达性论》，收入《弘明集》卷四。
宗炳(375-443)也积极参加当时的义学讨论，他的主要观点是神不灭论，著有长篇论文《明佛论》阐述他的观点。
萧齐诸王的奉佛，著名者有文惠太子萧长懋和齐竟陵王萧子良，其中又以萧子良最为突出。萧子良在他的鸡笼山别墅中召集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萧衍等八人，号称“八友”，他们在一起编写典籍，邀请名僧，讨论佛法，演唱梵呗。所邀请的名僧中，有僧钟、昙纤、僧表、僧最、敏达、僧宝、宝亮、法通等人。萧子良还亲临讲坛说法，沈约为他的讲经专门写有疏和颂。萧子良又擅长撰述，他写的作品收入《出三藏记集》卷十二中，名为《齐太宰竟陵王法集》。
沈约是“八友”之首，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奉佛的突出代表，他以寒门出身而跻身为萧子良的门客。在当时的儒佛论争中，他提出佛教和中国传统思想“均圣”的观点，形尽神不灭的观点，佛知和众生知不异的平等观点，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见解。
梁代皇室之中，武帝诸子多知佛法，昭明太子萧统是较为突出的，他是萧衍的长子，他的奉佛受其父亲影响较大。在《广弘明集》卷二十一中，收有《昭明太子解二谛义》、《昭明太子解法身义》等学术论文，可知昭明太子对二谛、法身等梁代佛教义学中的主要问题颇有研究。他还喜欢讲说，法云法师多次请他讲法，其父萧衍也令他讲，看来他的讲说还是很有名气的。他又是个诗人，讲完之后，常以诗记之，《广弘明集》卷三十载有他的《开善寺法会诗》、《讲席将讫赋三十韵诗》、《钟山解讲诸人和诗》等。
另外，梁尚书论功郎曹思文和金紫光禄大夫萧琛，在当时的形神争论中，都是持神不灭论的。这两人也是梁代官员奉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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