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经录编纂

　　隋唐佛教进入鼎盛时期，经录的编撰达到新的水平，体例完善，组织严密，分类细致。隋代有三部经录问世，它们是：法经等撰的《大隋众经目录》七卷，通称《法经录》，前六卷为别录，末卷为总录；彦琮撰的《众经目录》五卷，通称《仁寿录》，分单本、重翻、贤圣集传、别生、疑伪、缺本六类；费长房撰的《历代三宝记》十五卷，通称《长房录》，分帝年、代录、入藏录、总录四个部分。其中，《法经录》是一部分类较为精细的标准入藏目录，《仁寿录》是一部现藏入藏目录，《长房录》兼有经录和佛史两重性质。

　　唐代现存经录有：玄琬撰《众经目录》五卷，是在隋代《仁寿录》基础上补充后译经典而成；静泰撰《大唐东京大爱敬寺一切经论目录》五卷，简称《静泰录》，也是在《仁寿录》基础上完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十卷，通称《内典录》，综合《法经录》和《长房录》的优点而成；明佺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简称《大周录》；智升撰《续大唐内典录》一卷，续载从麟德元年(664)至开元十八年(730)所译经典；靖迈撰《古今译经图记》四卷，简称《译经图记》；智升撰《续古今译经图记》一卷，简称《续译经图记》；智升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简称《开元录》；智升撰《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即《开元录》第十九、二十卷的入藏录；圆照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记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译经；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简称《贞元录》；玄逸撰《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三十卷，简称《广品历章》，今存十五卷；恒安撰《大唐保大乙已岁续贞元释教录》一卷，简称《续释教录》。

　　道宣所撰《大唐内典录》，参照《出三藏记集》和《长房录》，所录“都合一十八代，所出众经总有二千二百三十二部，七千二百卷”(《大唐内典录》卷一)。共分十录：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历代众经总摄入藏录，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历代众经有目缺本录，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历代众经支流陈化录，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历代众经录目始终序，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内容重点在第一录“传译录”，此录具有总录性质。它在叙述每一朝代政局变迁和佛教大事后，列述该朝传译人数，出经之数，并详细说明经名部卷等，另附有译人小传。“传译录”对以往佛教史有所补充，如后魏录中除记述昙曜的有关史实外，还保存了开凿云冈石窟的其他材料；后齐录中记述了高洋提倡佛教、废毁道教的过程；隋录和皇朝录中记载了隋仁寿、大业年间和唐初一些高僧的译经事迹，可补《续高僧传》之略。《内典录》的特色在第六“述作录”，这是汉地佛教撰述的专录，为其他经录所不备。《内典录》奠定了唐代佛教目录学的基础。

　　明佺等人撰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共收“大小乘经律论，并贤圣集传，都合三千六百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见该录序)，疑伪经尚不在此数之内。该录在《内典录》等基础上，增加了唐初至武则天时的新译经论以及过去未入正目的经论，计一千四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六卷。该录第十五卷系伪经目录，不仅叙列了历代经录所记的伪经，而且详细记载了隋唐三阶教著作的名称和卷数。由于三阶教多次遭到朝廷敕令禁断，著作散佚严重，因而此录为后世学者研究三阶教提供了线索。但《大周录》受武则天之命而作，其序文对武则天作了美化，说：“我大周天策金轮圣神皇帝陛下，道著恒劫，位邻上忍；乘本愿而下生，演大悲而广济；金轮腾转，化偃四洲。”而在材料取舍方面则比较随意，故智升批评说：“虽云刊定，繁秽尤多；虽见流行，实难凭准。”(《开元释教录》卷九)

　　智升的《开元释教录》，记载了自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共六百六十四年间的佛教译述，“传译缁素总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圣教，及贤圣集传、并及失译，总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其见行、缺本，并该前数”(见该录序)。该录内容基本承绪《内典录》，但对佛教典籍的分类更加详细，为后世编纂经录者所遵循。全书包括总括群经录(总录)、别分乘藏录(别录)、入藏录三个部分。总录十卷，前九卷以朝代为序，记叙自汉至唐(共十九个朝代)各代僧俗所译经律论和所撰佛教典籍。每代以译人为纲，对所有译籍加以细密精审考订。总录卷十“叙列古今诸家目录”，收集历代佛教经录四十一家，并择要加以述评。别录八卷，别分七录叙述：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最后二卷为入藏录，分大乘入藏录和小乘入藏录，收录大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总一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入藏录是开元十八年(730)朝廷审定入藏的目录，即已通过甄别，确认真实无伪，可以持诵、抄写、收藏的佛典。

　　《开元录》的主要特点，是考证详悉，类例明审。它对每个译家的译籍都有仔细的考订；又对以往各家经录的疏误一一予以指陈评析；还对所集疑伪经典提出之所以为“伪”的证据。它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把大乘经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及五大部外诸经，把小乘经分为长阿含、中阿含、增壹阿含、杂阿含四大部及四大部外诸经；并首次将中国佛教徒的撰述入藏流行。它的编目体例有自己特色，为以后经录所沿用；它所开创的以千字文编帙号的编号方法也为后来经录所沿用。《开元录》在经录中享有很高地位，“议者以为经法之谱，无出升之右矣”(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序录》)，成为宋以后历代《大藏经》编印的主要依据。

　　圆照《贞元新定释教录》是《开元释教录》的增订本，也是《贞元续开元释教录》的详本，内容上比《开元录》增收了自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至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四朝七十一年间所译经论及《开元录》失收的佛书，计一百三十九部三百四十二卷。

　　唐代经录的大量编纂，说明这一时期佛教翻译事业的兴旺发达；经录质量的提高，反映了佛教学者对佛教认识和对佛经辨析能力的进步。

　　伴随译经事业的发展，与梵语、悉昙(梵字)有关的撰述出现了。智广的《悉昙字记》，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全真的《唐梵文字》，礼言的《梵语杂名》等都属这类著作。此外，大型的音义类佛籍也不断问世。现保存下来的最早佛教音义著作为唐代玄应的《大唐众经音义》(《开元录》改为《一切经音义》)，又名《玄应音义》。玄应参考北齐道慧的音义，自《大方广华严经》起，作音义四百四十余条，合二十五卷。此书实际上并未完成一切经的音义，仅完成当时一切经的半数。书中引用的某些古籍，如郑玄《尚书注》、《论语注》，贾逵、服虔《春秋传注》，李巡、孙炎《尔雅注》等，今已失传。慧琳所撰的《一切经音义》，又名《慧琳音义》或《大藏音义》，采录玄应、慧苑等各家音义编纂而成。它根据《开元录》入藏佛典顺序，对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余卷佛经撰述音义，共一百卷。另有慧苑所撰《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又名《玄苑音义》，二卷。

　　音义著作是为方便汉文佛典的阅读而作的，是对佛典中某些字、词的标音、释义。唐以后的音义撰述实际上起着佛教辞典的作用，同时也是一般辞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玄应、慧琳的《音义》，广引古代韵书、字书及佛典，博大而精深，不仅有助于对佛教教义的深入理解，而且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