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佛典翻译，多属个人的活动，缺乏严密的组织。东晋释道安为弘扬佛教，在长安极力奖励译经事业，他“请外国沙门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万余言。常与沙门法和诠定音字，详校文旨。”(《释道安》，《高僧传》卷五)开始脱离小范围的翻译活动，建立起一定规模的译场。后秦鸠摩罗什在帝王的直接支持下，对发展译经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姚兴为他在长安逍遥园设立译经场，“使沙门僧肇、僧略、僧邈等八百余人，谘受什旨”(《出三藏记集》卷十四)。这标志着大规模、有组织的国立译场的诞生。隋开皇(581-600)初，文帝集名僧于大兴善寺，令昙延筹建译经馆，组织译经。大业(605-618)年间，隋炀帝专为彦琮等人于洛阳上林园建立翻经馆。译场制度、译经规则以及翻译方法等，都已大致完备。译场的建立和制度的完备，促进了隋唐译经事业的更大发展。
据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所说，隋代共译出经论九十部，五百十五卷。主要译师有被誉为“开皇三大师”的天竺僧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汉僧参与译事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有彦琮等人。彦琮谙熟梵文，曾将《舍利瑞图经》、《国家祥瑞录》回译为梵文。他还为隋代大量译经撰写了序言。所撰《辨正论》总结历代翻译成果，详论译经格式和方法，对后世译经事业有一定指导意义。
唐代是我国译经史上的高峰时期，不仅译事组织更为完备，而且著名译家大量涌现，译经数量极其庞大，译经质量多属上乘。这一时期共译出经、律、论等四百余部，二千六百余卷，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前代。这些新译经论充实了大藏佛典，保证了汉文大藏经的基本内容。
唐代佛典翻译基本上由国家主持，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递相沿习，直至宪宗元和六年(811)而告一段落。组织完善的钦定译场和要求严格的奉诏译经，构成唐代译经事业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它享有盛誉的重要原因。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中天竺沙门波颇来到长安，敕住大兴善寺。唐太宗贞观三年，令以波颇为首，在大兴善寺重开译埸，并选拔“兼闲三教，备举十科”(《波颇传》，《续高僧传》卷三)的十九位高僧助译。又令凡译场所需，百司供给，四事丰华。波颇在大兴善寺译场译出《宝星经》后，因遭人诽谤，移住胜光寺，又译出《般若灯论》、《大乘庄严论》两部重要著作。波颇是唐代第一个国立译场的第一位译家。
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自印度回国，带回大量梵本经典，唐太宗为他设译场于长安弘福寺。玄奘即于此奉诏主持译经事业。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纪念亡母文德圣皇后，营造大慈恩寺，别造翻经院，令玄奘居住，专事译经。慈恩寺译场是唐代规模较大、设备周全、组织完善的钦定译场，玄奘在这里译出不少重要经论。显庆四年(659)起，玄奘移住长安近郊玉华寺，继续组织译经，译出《大般若经》等。此后，武则天为实叉难陀在洛阳佛授记寺设立译场，中宗为义净在大荐福寺设立翻经院。作为国立译场，它们也都享有特殊待遇。
佛教传入之初，译业初创，缺乏组织，没有计划，道安说：“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已来，迄今晋宁康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卒难综理。”(《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引《新合大集经序》)意思是说，当时基本上是见到什么就翻译什么，故而所译经典，既有全译本，也有删节本，给整理经目造成了困难。事实上，即使到了隋代，用以翻译的梵本，仍然并不完整，时人仍有“致来梵本，部箧弗全，略至略翻，广来广译”之说。
唐代译经事业的发展，由于有大量齐全的梵本，所以能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并保证译经质量。仅玄奘、义净二人从印度携回的梵本原本佛典，其数量就超过以往任何朝代。同时，先后来华的天竺、西域僧也都曾带来大量梵本经典，给译经的对象和质量提供了条件。以玄奘译《大般若经》为例。《大般若经》梵本共有二十万颂，玄奘弟子们因其卷帙浩大，一再请予以删节翻译，但玄奘坚持一如梵本，决不删去一字。该经总有四本，而玄奘于印度已得三本，故“翻译之日，文有疑错，即校三本以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据说他决定翻译某部经典时，先要把该经的所有版本收集齐备，进行校刊后再予翻译。
随着梵本经典的不断输入，译经规模的不断扩大，实际经验的逐渐积累，译经组织走向完善。早在鸠摩罗什的译场中，翻译人员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分工。隋代大兴善寺的译经组织分工又有所进步。至唐代玄奘译场，其组织更显得十分严密。
如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在弘福寺创译《大菩萨藏经》时，即由朝廷从全国各大寺院招集著名学僧参加，设各类专职，以明确分工，其中有证义十二人，缀文九人，字学一人，证梵语梵文一人，以及笔受、书手等若干(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又如贞观二十年(646)译《瑜伽师地论》时，其译场中除译主玄奘外，另有灵会等八人承义笔受，玄谟证梵语，玄应正字，道洪等七人详证大义，道智等八人缀文，另由许敬宗奉诏监阅(见许敬宗《瑜伽师地论新译序》)。义净所主持的大荐福寺翻经院，助译人员也有数十，分工与玄奘译场大同小异。由于主持这些国立译场的高僧，都属奉诏译经，因而在他们所译的经典中，通常有“奉诏译”三字。
玄奘在译经的同时，总结长期积累的经验，提出了译经工作的“五不翻”原则。它们是：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义多，如“薄伽”；三、此无故，如“阎浮树”；四、顺世故，如“阿耨菩提”；五、生善故，如“般若”(见周敦义《翻译名义序》)。总的原则是，凡是汉文中无可对应的佛教特有用语，只采取音译而不作意译。他的译经活动，在翻译史上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后人将他翻译的佛经称为“新译”，而将此前的译经统称为“旧译”。他以直译为主而又配合意译，既不损原意，又便于读者理解。而此前的译经，或偏于直译，不符中国人的习惯；或偏于意译，以至失去原意。
隋唐佛典翻译是在帝王的直接支持下，通过国家的资助而达到它的全盛的。唐王朝统一的政治，繁荣的经济，使设置规模宏大的译场成为可能，也使全国各地翻译人才的集中成为现实。唐代帝王对译经事业给予热情支持，同时有意识建立钦定译场，其目的和效果也是明显的。通过这些措施，一方面加强对佛教教团的统制，使佛教在政治、经济领域无法摆脱对封建国家的依赖；另一方面使佛经的翻译、教义的宣传严格按照王权的需要进行，成为能为他们所用的思想文化活动；再一方面则可借此宣扬功德，为自己树碑立传。
隋唐佛典翻译的成就，也是佛教本身繁荣发展的结果。佛教在中国的长期传播，已为社会各阶层所熟悉或接受。在全国各大寺院，研习和讲解佛典之风盛行，各类注疏竞出，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隋唐佛教的空前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有素养的佛学人才，这就为译经事业提供了学术基础。隋唐以前，佛经释义、佛典翻译主要还是依靠印度和西域的学者。翻译方面，虽有中国学者参加，但译主多为外国沙门。由于译主和助译在语言方面的隔阂，使翻译质量难免不受限制。隋唐佛教涌现了智□、吉藏、玄奘、法藏等杰出人才，彻底改变了以往局面，不仅佛教学术思想开始自主，而且佛教还开始对外输出。
真正由中国学者自任译主，组织译业的，是玄奘和义净。他们先后游学印度，具有极高的佛学水平，且精通汉、梵语文。译场的助译也都是一时之彦，具有很好佛学修养，他们与译主配合，完成盛极一时的译业。贞观二十年(646)，玄奘在进新译经论的表中说：“比与义学诸僧等，专精夙夜，无堕寸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卷六)因此，唐代佛典翻译的成就，是许多名僧学者集体智慧的产物，代表了这一时期佛学的最高水平。
唐代重要译家有数十人。其中波颇译经三部三十八卷，玄奘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此外还有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善无畏、不空等多人。
义净(635-713)，俗姓张，齐州(今山东历城)人。他以法显、玄奘为楷模，于高宗咸亨二年(671)决意西行求法。循海道而行，备历艰险，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得梵本佛典近四百部，于证圣元年(695)回国。回国时，武则天亲自迎接。旋即从事译经。先曾一度与实叉难陀共译八十卷《华严经》。后在洛阳、长安主持译场，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孔雀咒王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法华论》等，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在从印度归国途中，他还撰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对了解当时印度的佛教和社会有重要价值。
实叉难陀(652-710)，于阗人。他应武则天之邀，赍梵本《华严经》来到洛阳，并于证圣元年与菩提流志、义净、复礼、法藏等人译于大遍空寺。圣历二年(699)，在佛授记寺翻译完毕，是为八十卷《华严经》。武则天曾亲临译场，并为该经作序。此外，他还译出《大乘入楞伽经》、《文殊师利授记经》等一十九部，一百零七卷。
菩提流志，原名达摩流支，从武后改名。南印度人，婆罗门种姓。唐高宗闻知其名，遣使往迎。抵洛阳当年(693)，即于佛授记寺译出《宝雨经》，于序分末加入东方月光天子受记在中国现女人身统治世间一段，深为武则天青睐。神龙二年(706)起，于长安崇福寺编译《大宝积经》。共译经五十三部，一百一十一卷。
唐玄宗时期译经的主要内容是密教经典。号称“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都是重要翻译家。
善无畏(637-735)，中天竺人，尊师命而来中国弘法。他于玄宗开元四年(716)携带大量梵本抵达长安，先住兴福寺，后住西明寺。玄宗尊之为国师，命于宫内建立灌顶道场，所赍梵经尽许翻译。他译出的第一部密宗经典是《虚空藏求闻持法》。此后，以一行为助手，译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苏悉地羯罗经》、《苏婆呼童子请问经》等。其中《大日经》是密教理论的主要体现者，属密教胎藏部的根本经典。
金刚智(669-741)，中天竺人，出身婆罗门。开元七年(719)，他由海路经师子国、室利佛逝国抵达广州。次年至洛阳，再入长安。敕住慈恩寺，后移住大荐福寺。他与一行、不空等一起，先后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等多部。其中《略出念诵法》略自《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属金刚顶部的根本经典，特别重视密教实践。
不空(705-774)，师子国人，一说为北天竺人。他在“三大士”中活动能力最强，影响地域最广。从金刚智出家，受学密教，并随金刚智来洛阳。曾参与金刚智译场，后受命往师子国求密典，以天宝五年(746)携密教典籍及大小乘经律论梵本一百部一千二百余卷返抵洛阳。他先后译出以密教为中心的经典共一百多卷，在中国佛教史上，被视为“四大译师”(关于四大译师，有二说。一说为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一说为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其中，《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即《金刚顶经》)是《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的初分，是密宗的重要经典。另外译有《金刚顶王秘密修行念诵仪轨》、《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等。唐代宗曾为他所译的《仁王般若经》、《密严经》作序。
在译经事业繁荣发展的同时，隋唐时期疑伪经典也有与日俱增之势。
伪经之作作为佛教民族化过程的特殊现象，自东晋起不断产生并迅速发展。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疑经录”引疑经目录二十六部三十卷，在同卷“新集疑经伪撰杂录”中则增加到四十六部五十六卷。隋法经《众经目录》录“疑惑”佛典五十五部六十八卷，“伪妄”佛典一百四十二部三百三十五卷。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录有一百八十三部三百三十四卷。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之“疑惑再详录”列目十四部十九卷，“伪妄乱真录”列目三百九十二部一千五十五卷。这一数字大约是《开元录》全部入藏录的三分之一(部数)和五分之一(卷数)。由此可知唐代“疑伪”经论流行之广泛。
产生于唐代、对唐代乃至宋明时代佛教思想以重大影响的“疑伪经”，主要有《楞严经》、《圆觉经》、《父母恩重经》、《释摩诃衍论》等。
《楞严经》十卷，题为唐般刺密帝译，房融笔受。近代学者疑为汉人撰述，其撰述年代，大约在久视元年(700)至开元十八年(730)之间。该经视本觉真心为“本妙圆妙明心”，“真精妙觉明性”(《楞严经》卷二)。认为，“如来藏中，性识明知，觉明真识，妙觉湛然，遍周法界，含吐十虚”(《楞严经》卷三)。
吕澂先生认为，以“本觉”说代替“本寂”说，始自《大乘起信论》。他说，“性寂”说“根据自性涅槃”，“性觉”说“根据自性菩提”。“心性本净一义，为佛学本源，性寂乃心性本净之正解”；“性觉亦从心性本净来，而望文生义，圣教无征，讹传而已”(《辩佛教根本问题》，《中国哲学》第十一辑)。《楞严经》的“本觉真心”说与《起信论》似有内在的联系。它以此“精真妙明，本觉圆净”(《楞严经》卷一○)的心性，去调和现实世界和净土世界的矛盾，圆融“和合性”和“本然性”。经中说：
则于同中，呈现群异；一一异相，各各见同，名善现行。如是乃至十方虚空，满足微尘；一一尘中，现十方界。现尘现界，不相留碍，名无著行。种种现前，咸是第一波罗蜜多，名尊重行。如是圆融，能成十方诸佛轨则，名善法行。一一皆是清净无漏，一真无为，性本然故，名真实行。(《楞严经》卷八)
它还借佛教修行三昧之说，宣传道教的神仙方术、服饵、炼丹。甚至加入民间宗教迷信，提倡山林、土地、城隍、山川鬼神说教。配合现实政治的需要，它宣称，念诵此经神咒，便可“拔济群苦”，“一切灾厄，悉皆销灭”；断言，“在在处处，国土众生，随有此咒，龙天欢喜，风雨顺时，五谷丰殷，兆庶安乐”(《楞严经》卷一七)。
吕澂先生又指出：“唐代佛典之翻译最盛，伪经之流布亦最盛。《仁王》伪也，《梵网》伪也，《起信》伪也，《占察》伪也。实叉重译《起信》，不空再译《仁王》，又伪中之伪也，而皆盛行于唐。至于《楞严》一经，集伪说之大成，盖以文辞纤巧，释义模棱，与此土民性喜鹜虚浮者适合，故其流行尤遍。贤家据以解缘起，台家引以说止观，禅者援以证顿超，密宗又取以通显教。宋明以来，释子谈玄，儒者辟佛，盖无不涉及《楞严》也。”(《楞严百伪》，《中国哲学》第二辑)伴随佛经翻译的是伪经创作，《楞严经》因与社会需要相适应而得到传播，佛教史上很多著名学者如延寿、智圆、子睿、仁岳、祩宏等，都撰有此书的注疏，可见其影响深远。
《圆觉经》题为佛陀多罗译，一卷。该经强调，众生本住清净觉地，当于现实社会生活中实现净土理想，说：“是诸众生清净觉地，身心寂灭，平等本际，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于不二境，现诸净土。”认为，一切众生具有圆满的灵觉，本来成佛，只因无明烦恼而有种种差别；若依“随顺觉性”，则消融一切矛盾。说：
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痴通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法界海慧照了诸相犹如虚空。
这一“随顺觉性”使众生“与一切法同体平等，于诸修行实无有二”。《圆觉经》反复申述的这种调和思想，理所当然受到僧俗的欢迎。
《楞严经》和《圆觉经》在阐述佛学的同时圆融了儒、道思想，借谈彼岸世界的解脱方法而论证了现实世界的合理存在，又以渐修顿悟之说显示净土往生根本。在佛学领域内，既有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教义的阐述，又有大乘佛教思想的宣传；既有大乘般若空宗学说的阐发，又有大乘有宗涅槃、唯识之说的论述。篇幅虽然不大，但内容应有尽有，任人择取；对外可引证为儒、释、道一致，对内可融通各宗派而共期净土。它们不仅在唐代已产生广泛影响，受到重视，而且对宋明佛教的展开有深远意义。由《楞严》和《圆觉》所表现的思想，成为我国佛教理论的最后形态，这一形态的特点是融混的、世俗的、易行的，它直接指导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佛教实践。
隋唐时期疑伪经典的大量制作和广泛流行，是佛教进一步适应中国社会的表现。印度的经典主要源于印度的社会生活，为印度封建社会服务。它传入中国后，如不与中国文化结合，就没有影响。中国佛教早在东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具有了对经典的选择性，当这些经典仍不能完成要求时，便由伪经来完成。因为伪经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所以更易为社会所接受，起到更好的宗教组织和宣传的客观效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如果确定了时代和作者，所谓“伪经”也就成了真实的著述，因为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作者的宗教观点，有助于说明当时的历史真相。
|
随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