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经济的发展

　　作为社会特殊阶层的僧侣，如何维持团体生活和保证寺院佛事活动，直接关系到佛教的组织形式和发展趋势；而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对它形成制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僧侣就被当作方外之宾，免除一切世俗义务，特别是兵役、劳役和赋税。逃避役赋，成了僧侣队伍不断扩大，并与皇权政治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历史上一再发生沙汰沙门和毁佛灭法事件，也根源于此。

　　按佛教基本教义，僧侣应以乞食为生；寺院建立以后，则靠施主的布施维持。乞食中的高级僧侣可以往来于庙堂，作清客，任谋士，而大多数则游走江湖，贫困无着。寺院的生活相对稳定，但由于施主的穷通变化，贫富之差也相当明显。东晋末年，僧侣中出现经商、作工、行医、为巫等自谋生路的现象，遭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北魏时期，采取确立浮图户和僧祇户的办法，使寺院同时成为社会的一种特殊经济实体。在南朝，梁武帝用“舍身”之类手段，为寺院经济的积累提供了条件。

　　寺院经济的发展，使佛教对民众的吸引力，远远超出避役逃赋的消极目标。某些僧侣的权势熏天，富贵安适，到隋唐达到令人目眩心醉的地步，以至有“选官不如选佛”的谚语。贵族出身的净觉和尚，“不窥世典，门人与宣父中分；不受人爵，廪食与封君相比”。一个并不著名的僧侣怀信作《释门自镜录》，序其优裕生活道：

　　至于逍遥广厦，顾步芳荫，体安轻软，身居闲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馔已陈；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总萃。不知耕获之顿弊，不识鼎饪之劬劳。……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谁家非我之仓储，何人非余之子弟？……盱衡广殿，策杖闲庭，曳履清淡，披襟闲谑；避寒暑，择甘辛；呵斥童稚，征求捧汲……

　　由于唐朝政府对佛教采取利用的政策，寺院和僧尼数字都有所增加，寺院规模不断扩大。寺院在建造、维修方面的支出以及僧尼日常生活费用的支出，需要强有力的经济背景。据载，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寺院在造像、写经以及举办各类法会方面的所费也十分惊人。上述广泛的耗资，除了帝王的赐予，贵族、官僚、士人乃至一般民众的资助，主要是通过寺院本身的土地经营、高利贷等世俗手段而实现。

　　唐初实行均田制，僧尼获得依据均田制而受田的权益：“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大唐六典》卷三)；“其寺观常住田，听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唐会要》卷五九)。国家正式承认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的一种成分，而其免役免赋的特权并未取消。肃宗至德二年(757)敕曰：僧尼“既助国纳钱，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资财，能率十分，纳三分助国，余三分并任终身自荫，身没之后，亦任回授近亲。”(《通典》卷十一)结果是，寺院经济恶性膨胀，丁口急剧流入佛门，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颁行度牒，限制度僧，而弘度始终不止，无籍僧尼大大超过国家可以统计的数量。安史之乱及其以后，国家不得不采用鬻卖度牒的方法，筹集军饷，充实国库。

　　隋唐寺院经济大体有两种类型，首先是朝廷敕建的“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法苑珠林·祭祠篇》)。隋开皇(581-600)中，诏赐少林寺地一百顷；武德八年(625)，又“敕赐寺前地四十顷为常住田”(《金石萃编》卷七四)。唐高宗在赐给西明寺田园百顷之外，还配以“净人百房，车五十辆”(《全唐文》卷二五七)。开元十八年(730)，经金仙公主奏请，将范阳某“麦田庄并果园一所及环山林麓”，“永充(云居寺)山门所用”(《金石萃编》卷八三)。在帝王的带动下，贵族官僚也争相以田地财产资助寺院，乃至将整个庄园舍为寺院。如隋司徒陈杲仁将他的“别业”舍入景星寺，该处“红沼夏溢，芰荷发而惠风香；绿田秋肥，霜露降而嘉禾熟”(《全唐文》卷九一五)，是一个收入可观的田庄。唐代诗人王维，将辋川“别业”舍为清源寺，其中“草堂精舍，竹林果园齐备”(《王右丞集》卷十七)。因此，时人有这样的议论：“沙门盛洙泗之众，精舍丽王侯之居。既营之于爽垲，又资之以膏腴。擢修幢而耀日，拟甲第而当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之以田庐。”(《内德篇·辨惑》，《广弘明集》卷十五)

　　这种在政治庇护下的寺院经济，作为封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通过独立自主的经营，加入当时土地兼并行列，获得飞速发展。据记载，“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夺百姓”(《全唐文》卷十九)的事时有发生。如僧慧范“恃太平公主势，逼夺民产”(《资治通鉴》卷二一○)。又如贞元末(805)，寺院与中贵结合，逼迫马畅施舍田园第宅，致使畅“晚年财产并尽。身殁之后，诸子无室可居，以至冻馁”(《旧唐书》卷一三四)。寺院经济与世俗庄园的同步发展，以至出现武则天时“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资治通鉴》卷二○五)；代宗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旧唐书》卷二一八)的局面。唐睿宗为昭成皇后追福，改建洛阳景云寺为昭成寺，此寺于河阴(河南荥阳与武陟之间)置有“僧朗谷果园庄”，从代宗广德二年(764)到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的四十一年中，施田买地及兼并周围土地计一千七百九十一亩。又据载，浙江天童寺有田一万三千亩，“跨三都五县，有庄三十六所”(《天童寺志》卷八)；阿育王寺有田十顷，系“陆水膏腴之沃壤”(《金石萃编》卷一○八)；山东长白山醴泉寺有庄园十五所(《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所谓“比置庄田，恣行吞并”，成为唐代特有的寺院经济格局。除了寺院所建庄园，还有僧侣私有庄园。如中唐僧人道标，“置田亩，岁收万斛”(《宋高僧传》卷十五)；又有释圆规，“好治生，获园田之利，时谓之空门猗顿”(《宋高僧传》卷二○)。

　　隋唐寺院庄园的经营，采取与世俗地主相似的方式。西明寺在受赐田百顷的同时，又配以净人百房，表明在寺院庄园中劳作的主要是依附农民。他们担负起田地耕作、果园管理、碾硙运营等劳动。此外，许多庄园还经营邸店(仓库)、店铺(商业)、车场(出租马车)等行业，以及无尽藏(主要为高利贷)金融事业。从敦煌出土的文献资料看，唐代寺院的高利贷经营范围很广，包括粮食、现金、布匹的发放，乃至典身入寺为奴。

　　庄园式的寺院经济，是中国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才能为创造发达的宗教哲学体系提供客观条件，培养出一大批有学问的僧俗弟子，组成比较稳固的、独立的教团。从这个意义上说，隋唐的许多大型寺院，也是国家重要的学术中心。

　　但是，国立寺院即使再发达，也远不能满足与日俱增的佛教徒的需要。居士集资和僧侣自建的简陋寺院，大大超过国立寺院的数量。它们大都处在山野偏僻地区，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其成员多由各色逃亡的流民组成，经济情况与官寺迥然不同。其中禅宗寺院最具代表性。

　　禅林经济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禅僧谋求为自己建立稳定的传法基地和经济基础，开始于四祖道信，至五祖弘忍而取得相当的成功。此后，禅宗势力及于全国，足以与所有国立寺院的诸大宗派相抗衡。他们聚居的人数，动辄成百上千，居处多为自造的茅茨岩穴，甚至见不到可以崇奉的诸佛偶像。经过安史之乱，禅宗在南方得到急速发展，引起朝廷和地方官僚的注目。唐武宗会昌灭佛，给旧式寺院经济以致命的打击，大寺院及其经济体系破坏殆尽。与此同时，可以为国家承认和保护的另一类寺院经济体制却保存完好。这就是禅林经济，它属于隋唐寺院经济的另一种类型。

　　八世纪中叶，道一在湖南、江西一带提倡农禅结合的佛教生活，影响很大，他的门徒散居南方山林，竞建禅院，自谋生计。怀海制定“上下均力”的“普请法”，同时重整佛教清规戒律，成为其他禅寺争相效仿的楷模。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经营方法，也开始渗透到其它寺院。九世纪中叶，江南禅林经济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性质也出现重大变化，类似于世俗地主庄园的经营方式普遍形成。据禅宗典籍记载，较早的禅林庄园是普愿的池州南泉庄。唐末著名的有义存在福州的雪峰庄，智孚在信州的鹅湖庄，道膺在洪州的麦庄等。庄园的主管僧称“庄主”，他的主要职责是“视田界至，修理庄舍，提督农务，抚安庄佃；些少事故，随时消弭”(《敕修百丈清规》)。这种租佃经营，是把土地出租给契约佃农，直接收取地租。如庐山东林寺出租荆州田亩，“收其租入”(《全唐文》卷七二一)；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五代史补》卷三)。禅林经济完全世俗地主化了。从唐末五代到两宋，随着禅林庄园经济的壮大，大规模的寺院又纷纷创建和繁荣起来，禅宗独盛的局面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