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佛教政策

　　两宋的政治统治，前后长达三百二十年，是秦汉统一以后历代王朝中维持时间最久的一个朝代。在外部异族军事力量的步步侵

逼和内部阶级对抗的日益严重形势下，两宋王朝确立起完备的君主专制统治。君主被视作国家的绝对权威和民族的至高象征，他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集中于一身，用以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保证赵氏政权的长治久安。有宋一代，虽然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但始终没有构成对君主统治的威胁，且大多乐于受朝廷招安，成为抵御外敌的力量。与此相应，在哲学思想方面，传统儒学再次得到改造，形成所谓“理学”（或所谓“道学”）。理学对国家的完整统一表达了良好意愿，对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作了必要的论证。理学家们希望通过对物质生活需要的限制以及自我道德品质的完善，提高民族气节，弘扬爱国精神，求得国家的安定和强盛。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忠报国、慷慨悲歌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

大多出现于两宋王朝。其实际结果是，王权的对内统治虽然空前强大起来，但是对外则越来越懦怯孱弱，使整个民族不得不长期在屈辱和苦难中挣扎。理学希望用节食、禁欲和道德规范来强化国家的统一，却反而支持了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和腐败无能。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直至宋代灭亡。

　　佛教在宋代的存在和演变，就是在上述环境和条件下实现的。

　　宋太祖赵匡胤是整个宋代历史上比较有为的皇帝。他有鉴于周世宗废佛给佛教造成的沉重打击，影响到许多地区民众的安定，于是在统一的政治形势下，对佛教采取比校缓和的政策。

　　宋太祖即位数月，便解除了周世宗显德年间( 954-959)的废佛令，并普度童行八千人，以此作为稳定北方局势和取得南方吴越等国归顺的重要措施。乾德三年(965)，沧州僧道圆游历五天竺，往返十八年，偕于阗使者回到京师，太祖在便殿召见，垂问西土风情。乾德四年(966)，派遣僧人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游西域，“各赐钱三万”（《太祖本纪》二，《宋史》卷二）。开宝四年(971)，命开刻《大藏经》。开宝年间( 968-976)，重修同州（今陕西大荔）龙兴寺舍利塔，耗资百万（《重修龙兴寺东塔记》，《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在宋初的六、七十年中，王朝还力图把佛教当作扩大对外联系的重要纽带。其时西行求经者很多，仅持经还朝者即有一百三十八人；而同时期五天竺赍经来华的梵僧也有八十余人。

　　但宋太祖同时又对佛教加以适当限制。开宝八年( 975)，诏令禁止举行灌顶道埸、水陆斋会及夜集士女等佛事活动，并指责其“深为亵黩，无益修持”（《禁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夜集士女诏》，《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三）。建隆元年(960)六月的诏书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废者，存之。”（建隆元年六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这是肯定和承认周世宗废佛的既成事实。可见，自北宋伊始，最高统治者即对佛教制订了一套既保护又限制的政策。除了个别君主外，两宋王朝基本上循此方针处理政府与佛教的关系。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中天竺僧法天、天息灾、施护等先后来华，带来梵本经典，朝廷特为之设立译经院。太平兴国八年(983)，宋太宗以新译经典展示大臣，说：“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而梁氏舍身为寺奴，布发于地令桑门践之，此真大惑，朕甚不取也。”他之所以支持译经，“盖存其教耳，非溺于释氏者也”（《太宗实录》卷二六）。在他看来，对佛教的适度提倡，对于王朝的统治是有益的，但不能过分，若过分则有害于政治．乃至象梁武帝那样丧失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他一方面度僧尼十余万（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一八），并化费亿万修建开宝寺舍利塔（见《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另一方面又屡诏约束寺院扩建，乃至下诏限制僧尼数量（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一八）。

　　宋太宗佛教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道、释二门，有助于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士时有不检，安可废其教邪？”（景德三年八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这就是说，佛教本质上有助于封建统治，不能因为僧尼质量的低下而予以废除。这一佛教政策，显然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历代王朝所取的佞佛或灭佛行为，都无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

　　宋真宗曾著《崇释论》，进一步认识到，佛教戒律与儒家学说“迹异而道同”，其宗旨都在劝善禁恶，故而应予保护。他说：“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正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咸平二年八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他设想尊奉佛之“十力”，以辅助儒之“五常”。因此，他在崇尚道教的同时，也对佛教采取保护措施。他曾大力支持译经事业，又曾下诏普度天下童子。但同时也曾下令禁止毁金宝以塑佛像，不许百姓随意离弃父母而出家（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一八）。时有人倡议，修复早在会昌灭佛时被破坏的龙门石佛，对此他明确表示否定，指出：“军国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劳费滋甚也。”（景德四年二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这一思想，既与他的道教信仰有关，又与当时政治局势相联。

　　宋仁宗对佛教禅学有很高的修养，南宋马永卿说：“仁宗皇帝，道德如古帝王，然禅学亦自高远。仆游阿育王山，见皇{右中所赐大觉禅师怀琏御书五十三卷，而偈颂极多。……仰窥见解，实历代祖师之上。宜乎身居九重，道高万物。”（《懒真子》卷二）但仁宗朝由于僧尼数递增，“民去力僧者众”，弊端也自然增多。据张洞奏：“今祠部帐至三十余万僧，失不裁损，后不胜其弊。”于是“朝廷用其言，始三分减一”（《张}同传》，《宋史》卷二九九），对僧尼数严格予以限制。仁宗还通过支持儒学“复兴”而制约佛教的发展。

　　宋徽宗十分崇奉道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宣和元年( 1119)诏称，佛教因属于“胡教”，“虽不可废，而犹为中国礼义之害，故不可不革”。于是改“佛号为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称道士，寺为宫、院为观；即住持之人为知宫观事”（《佛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等事御笔手诏》，《宋大诏令集》卷二二四）。又令僧尼留发、顶冠、执简。徽宗认为：“朕方敦教义，通追三代。其教虽不可废，而害中国礼义者，岂不可革？”（同上）他要按照道教的内容和方式对佛教加以改造。这是宋代佛教遭受的唯一重大打击。但不久徽宗被俘，波及范围不大。

　　北宋其他君主也采取了与上述类似的对佛教既保护、提倡又予以限制的方针，使佛教按照统治者的意图、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展开活动。南宋时期，遵循北宋的宗教政策，并基于国势日促、江河日下的政治形势，强化意识形态的专制统治，从而对佛教更多地予以统制。

　　南渡以后，高宗对佛教采取折中态度，既不毁其教灭其徒，也不崇其教信其徒，而是“不使其大盛耳”。他说：“朕观昔人有恶释氏者，欲非毁其教，绝灭其徒；有喜释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大盛耳：”（《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他不打算象徽宗那样打击佛教，但认为有必要予以严格限制。他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停止发放度牒，不许额外度僧，以稳定僧尼之数，使既存的出家者自然减员；措施之二，是征收僧道的“免丁钱”，后又改名为“清闲钱”，赋金数倍于一般丁口，以此限制寺院接收新僧，这比唐中宗以后实行的试经度僧办法要有力得多（参见绍兴十二年五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五）。但是，这些措施又往往困朝廷的财政困难而抵消。宋孝宗以后，由于财政日绌，封建王朝不得不仰赖出售度牒以救时急。

　　高宗时隆祜太后奉“摩利支天母”，以为南宋王朝能够安居杭州，实出于天母的冥护。

　　孝宗乾道四年( 1168)，召上竺寺若讷法师人内观堂，行“护国金光明三昧”。淳熙二年(1175)，更诏建“护国金光明道场”，僧人高唱“保国护圣，国清万年”。

　　总体上说，由于佛教教义具有特殊社会功能，有助于融合各种思想学说，调和各类矛盾，在政治上有可以利用之处；又由于佛教还能为封建王朝提供解决财政困顿的重要途径（度牒的抛售补充了政府的收入），延续了君主专制统治，因此宋王朝没有理由放弃佛教。但是，由于佛教提倡出家，无君臣父子之礼，与新儒学的兴起存在矛盾，难以适应中央集权统治强化的需要；而僧尼队伍的庞杂混滥也与当时社会秩序的实际要求不相符合，因此，宋王朝又不能任佛教自由泛滥。随着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日益加强，王朝对佛教的控制毫无疑问地不断加强。佛教在宋代虽然还曾有过一度的繁荣，但总的趋势是日渐衰退。宋王朝对佛教的这种两手策略表明，自唐代开始逐步成熟起来的佛教政策，随着政治思想统治经验的不断积累，已经得心应手。佛教已完全接受王权的支配，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发挥它的作用。

　　宋代僧尼数，据史料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五年( 1021)时为四十五万八干余人，仁宗景{右元年( 1034)时为四十三万四千余人，神宗熙宁十年( 1077)时为二十三万二干余人（见《宋会要辑稿·道释一》）。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 1157)时为二十万人（见绍兴二十七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七）。数字表明，时代愈后，僧尼受政府控制越严，这与上面所述的王朝佛教政策是相吻合的。给予佛教一个适度友展的条件，但决不允许其过度膨胀或走向惑众邪途，以危害国家中央集权的实力，这是从宋代开国之初就定下的基本原则。历代帝王在掌握的尺度上虽有宽严之分，但这个原则没有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