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牒是封建国家对于已经得到公度、成为僧尼者所发放的证明文件。度牒发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私度僧尼，有效控制僧尼数量。度牒详细记载了僧尼原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剃度师名及所属官署。持有度牒的僧尼，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取得政府保护，而且获得免除租税徭役的特权。
度牒制度始于何时，具体年代虽难以确定，但因度牒发放与僧籍登记有关，而南北朝已有严格的僧籍管理，故它的出现应在隋唐之前。
据记载，北魏时僧人赴各地求学教化，按规定须持有各地方政府的证明文书。孝文帝延兴二年( 472)的诏书说：“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释老志》，《魏书》卷一一四）这里所谓“文移”、“印牒”，虽是僧徒的临时性证明文件，但已具有度牒的实际效用。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又有关于纳贿卖度的记载：“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钱三万则度为僧尼。”（唐中宗景龙二年，《资治通鉴》卷二O九）这是唐代度牒买卖的较早记载，在这里，僧籍和官职同为人们追求的对象，只是所费较少。
唐代的度牒称为“祠部牒”，因为自武则天延载元年(694)起，僧尼归隶于祠部掌管，故有此称呼（参见《大宋僧史略》卷中）。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不久两束相继陷落，形势危急。朝廷接受裴冕的建议，“卖官，度僧、道士，收赀济军兴”（《新唐书·裴冕传》，参见《裴冕传》，《旧唐书》卷一一三），乃于“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百）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宋高僧传》卷八《神会传》）此举效果很好。据正史所载：“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食货志》上，《旧唐书》卷四八）据僧史所载，则鬻牒之功主要当归神会：“初，洛都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奕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官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苫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神会传》，《宋高僧传》卷八）神会后来在佛教界地位的迅速上升，与此有密切关系。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僧尼考试制度与度牒发售制度并行，规定凡能诵经五纸者准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度（《释氏通鉴》卷九）。中唐以后，也有地方节度使自行卖牒以取厚利的。如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邀厚利，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僧，“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李德裕传》，《旧唐书》卷一七四）。这一现象表明，唐代已经开始了度牒的商品化。所以，宋代度牒买卖的盛行便不足为奇了。
政府根据正常途径发放的度牒，一般控制较严，如德宗建中三年(782)敕令：“天下僧尼，身死、还俗者，当日仰三纲于本县陈牒。每月申州附朝，集使申省，并符诰同送者注毁。其京城即于祠部陈牒纳告。”（《僧史略》卷中）可以买卖的空名度牒，不记姓名等内容，但它同样具有免除赋税徭役的效用。中唐以后度牒买卖的发展，说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政府财政日趋困难，需要另谋财路；二是由于租赋徭役加重，迫使更多的人规避徭役。宰相李德裕说：“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人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李德裕传》，《旧唐书》卷一七四）这说明他已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种情况至宋代便有进一步的发展趋势。
宋代度僧继承隋唐旧习，即在出家后，先于寺院内作童行，登籍于祠部。然后经过考试，由地方具名呈报祠部，合格者由祠部发给度牒，由僧尼本人收执。再至戒坛受具足戒，然后由祠部发给戒牒为验。宋代度僧之数由政府严格控制，每年的定额根据各州现有僧尼数字确定。如开宝( 968-976)中，令僧尼百人许度一人，考试以读经三百纸为及格。至道元年(995)规定，以现有僧尼数每三百人许度一人，考试以念经百纸或读经五百纸为及格。可见，早期对僧尼的要求较严，而度牒的发放也有严格控制。
除了试经度僧，另有特恩度僧。特恩度僧，指在皇帝诞辰节或其他重大节日，由朝廷敕令，破例度僧，以表示功德。这在唐宋也都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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