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僧团的管理，在隋唐时代已经趋于完善。宋代的佛道管理体系，基本上按照唐代模式而有所变更。这里，先对隋唐的有关制度作一简单回顾。
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事业的发展，政府已建立起对教团的独立管理机构。僧官对僧尼乃至僧祗户独立行使支配权。隋王朝完成南北统一大业，继续加强对佛教的统制，其僧官制度在综合北魏、北齐和南朝的有关措施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改，可以看作是对历代僧官制度的总结和唐宋僧官制度的开端。
隋代中央立昭玄寺，置昭玄大统（或名大沙门统、国统）、昭玄统、昭玄都维那，他们虽在名义上仍总领僧尼事务，但实权则已操于鸿胪寺。鸿胪寺统领典客、司仪、崇玄三署，佛教事务直接隶属于崇玄署。隋初普度僧尼即由崇玄署为立名籍。隋文帝为加强僧籍管理，健全寺院建制，在高僧中又设置“五众主”，五众主由朝廷直接任命；对寺院实行赐额制度，并设置寺监一职。地方僧官方面，郡县按行政区划设立沙门曹，其主管者有沙门统、沙门都、都维那。但自“炀帝即位，多改革”，他将“郡县佛寺改为道场，道观改为玄坛，各置监、丞”（《隋书·百官制下》）。寺监、寺丞由官署任免，根据世法监理寺院事务，实际成为政府派驻寺院的官吏。
唐初，政府将僧尼事务隶属于鸿胪寺下的崇玄署掌管，后因崇玄署改隶宗正寺，专理道士、女冠之事，故改隶鸿胪寺下的典客署。武则天时为抬高佛教地位．于延载元年(694)将它改隶于礼部之祠部。祠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令史、书令史多人。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寺主、上座、维那）各一人，以道德学问高尚者充任。此制以后基本不变。凡试经度僧，都由祠部给牒。僧尼簿籍，三年一造。总之，唐代僧尼政务的管理权始终属于中央政府的常设机构。
唐中叶起，朝廷设置左右街功德使，以管理僧尼、道士女冠事务，但它并非常设机构。功德使是俗官，功德使下虽设有由僧人担任的僧录或僧统，但实权全部归于功德使。至此，南北朝时期由僧官所分享的僧务管理权已丧失殆尽，诸如度牒发放、僧籍管理之权，均为政府官吏（俗官）所剥夺。自中央到地方，各级僧官职掌的范围，仅限于通常的宗教事务如经业修习、寺庙修葺等。
唐初武德二年( 619)，以“纲维法务”、“善诱弘悟”为目的，于中央设立“十大德”。十大德通常先由僧众推举，然后由皇帝任命，特殊情况下由皇帝直接任命。其后一段时期内，不再另设中央僧官。地方僧官则取僧统制，僧统是各州的主管僧官，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职位。当时正在中国求法的日僧圆仁记载说：“凡此唐国，有僧录、僧正、监寺三种色。僧录统领天下诸寺，整理佛法。僧正唯在一都督管内。监寺限在一寺。”（《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三种色”指中央、地方、基层三级僧官：僧录是功德使下中央主管僧官，总管天下寺院事务；僧正为地方僧官，“在一都督管内”即在节度使、刺史等管辖之内；监寺是别立于三纲之外的基层寺院僧官，由隋炀帝所创寺监一职沿袭而来。通过监寺，中央政权可以有效加强对基层寺院的控制。三纲、库司作为基层僧职，自南北朝至唐中叶，没有本质变化。
唐中叶后，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和禅宗的迅速兴起，寺院内部职位有较大变化。三纲之下有库司、典座、直岁等执事僧；禅寺则有西序六头首、东序六知事等众多名目的僧职。同时．随着基层僧官的系统化、缜密化，至中晚唐时在一些大型寺院中出现了与世俗官衙相适应的“寺衙”。寺衙是以三纲为首、包括重要执事僧在内的完整的寺院管理系统（参考谓}重光《晋一唐僧官制度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至宋代而表现更为明显。
隋唐中央僧官因受政府职能机构和世俗官吏的控制或取代，其权力表现为逐渐削弱乃至废弛的趋势。地方僧官机构也有类似趋势，被迫接受地方行政部门的支配。但在基层（寺院内部），僧官的机构和权力则有健全和加强的趋势。寺主、上座、维那作为寺院的“三纲”，在唐代已被定型化；三纲下各类执事僧的职位和权限益趋细密。上述变化说明，由于佛教在隋唐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侵蚀了世俗地主的某些权益，构成对世俗政权的潜在危害，因此，以王权为代表的世俗地主阶级有必要剥夺僧侣地主阶级的部分权力，以期更有效地对佛教加以控制、利用。唐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的变迁，中央集权的加强，僧侣地主所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受到更严格的限制。隋唐中央及地方僧官权力的削弱，使僧曹成为俗官的附庸，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寺院经济在它的繁荣过程中，其来源、分配变得日益复杂，经济生活越来越成为寺院的本质部分。为了保证寺院的经济活动和财产分配，基层僧官制度的健全和完备乃势之必然。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随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