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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隋唐僧官制度的变化，一方面说明这一时期王权对教权控制的强化，另一方面则反映佛教自身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唐代佛教的鼎盛是在王权政治允许的范围内，与世俗地主阶级利益基本一致的条件下实现的，是与佛教自身的世俗化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北宋神宗元丰（1078-1085）之前，僧尼隶属于功德使。此后，直至北宋末年，始终隶于鸿胪寺。南宋时，又转而隶属于祠部。
功德使始置于唐代中叶。五代“梁革唐命，道士不入宗正，僧尼还系祠部。梁末帝龙德之年，蔡天下私度僧尼，有愿出家，勒入京比试后，祠部上请焉。后唐无闻。晋以杨光远为天下功德使。自维青不轨之后，不置此使矣”；“至今大宋，僧道并隶功德使。出家乞度，策试经业，则功德使关祠部出牒，系于二曹矣”（《僧史略》卷中）。据载，宋初已有功德使的建置，“太祖建隆二年七月，以皇弟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虞侯光义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封尹兼功德使”（《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七》）。但宋代功德使的地位和实权都比唐代偏低，其职掌范围为监督左右街僧录司，决定度牒发放、僧官僧职的迁补，以及赐紫衣师号等。鸿胪寺与功德使掌管范围大致相同。南宋时，鸿胪寺合并于礼部，故僧道全部归隶于祠部。
中央僧官方面，北宋于首都开封设左右街僧录司，僧录司在上司的监督下统理全国寺院僧尼。左右街僧录司置有僧录、副僧录、讲经首座、讲论首座等职。地方僧官方面，各州置僧正一名，下置副僧正和僧判；在五台山、天台山等重要教区另设特殊僧官。州僧正司的主要职务，是管理寺院僧尼的簿籍、住持的任命等具体事项。
由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宋代僧官的实际权力已十分有限。正如时人所感叹的，历代僧官“王臣尊礼，为天人师”，而宋代僧官则只是“挂名官府，如有户籍之民，直遣五百追呼之耳”（《黄龙心禅师塔铭》，《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四）。
宋代佛教以丛林为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丛林体制。
丛林，通常指禅宗寺院，所以又称禅林。但后世教、律等各宗寺院也有仿照禅林制度而称丛林的。唐代百丈怀海以为禅众聚处，尊卑不分，于说法住持等未合规制，故而别立禅居，是为丛林之始。丛林之意，似出于《大智度论》之说：“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僧聚处得名丛林。”（《大智度论》卷三）唐末五代，佛教重心南移，丛林规模在南方不断扩大。如洪诬住浙江径山．道膺住江西云居山，僧众多至千数；义存住福州雪峰，冬夏禅众不减千五百人（《宋高僧传》卷一二）。人宋以后，丛林有向城市发展的趋势，建置也就更为完备。其时，凡著名禅僧住持的丛林，其徒众往往在千人以上，如建隆二年( 961)，延寿自灵隐寺移住永明寺（净慈寺），学侣多至二千（《景德传灯录》卷二六）。故至徽宗崇宁二年( 1103)，宗赜编集《禅苑清规》时，丛林制度已相当完善。
南宋时，丛林仍然盛行，江西云居山、浙江径山、宁波天童寺等处，僧众常在千人以上。宁宗（1195-1224年在位）时，根据大臣史弥远的奏请，制定江南禅院等级，确立“五山十刹”制度。所谓“五山十刹”，是指五座名山、十大名寺。它们是：余杭径山的兴圣万福寺，杭州灵隐山的灵隐寺，杭州南屏山的净慈寺，宁波天童山的景德寺，宁波阿育王山的广利寺；杭州中天竺的永祚寺，湖州的万寿寺，江宁的灵谷寺，苏州的报恩光孝寺，奉化的雪窦资圣寺，温州的龙翔寺，福州的雪峰崇圣寺，金华的宝林寺，苏州的云岩寺，天台的国清寺。这些山寺，成为当时禅僧游方参请集中之处。直至明代，五山十刹方趋衰歇，改而在佛教徒中出现参拜“四大名山”（即：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嵋山、安徽九华山）的风尚。
丛林体制，最初只在禅居内设置方丈、法堂、僧堂、寮舍等基本生活和参学处所。住持为一众之主，尊为长老，居于方丈。实行“普请”之法，上下均力，无严格的尊卑之别，表现为朴实无华的特色。唐代百丈怀海所立清规，早已散失，但其内容根据现存的《百丈怀海传》（见《宋高僧传》卷-O）、《禅门清规》（见《景德传灯录》卷六）、《百丈规绳颂》（见北宋宗赜缟《禅苑清规》卷一O）、《古清规序》（元德辉编《敕修百丈清规》卷八）等资料，了解其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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