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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通过试经而发放度牒的制度相当详密，度牒的制造、颁发、拘收等，都有具体规定。
按宋初有关规定，凡考试不及格而滥予剃度的，有关人等须接受处罚。僧尼去世或还俗，应将度牒交还祠部。私度及买伪滥文书为僧者，也要受到重罚。如太宗至道元年(995)规定，凡因僧尼考试不及格而予度牒者，知州、通判职官并除；干系人吏、三纲、主首本犯人决配。私度及买伪滥文书为僧者，所在官司点检，并许人告发。
但在实施过程中，宋代度僧因度牒制度本身的原因而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度牒买卖的泛滥。
度僧既有限额，且须考试，而私度又获罪罚，于是朝廷依唐代之制，直接出卖空名度牒，使之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对于名僧，朝廷为示褒奖，往往赐以紫衣、师号。在出售普通度牒的同时，宋代还公开出卖空名紫衣牒以及师号。
政府出卖度牒最初只是用于筹款赈济。如英宗治平四年(1067)，给陕西转运使僧牒，令籴谷赈霜旱州县（《荚宗本纪》，《宋史》卷十三）。神宗熙宁元年( 1068)，广南东路转运使王靖乞请祠部给度牒，付经略司出卖，以雇民工筑城，诏给五百道（《宋会要辑稿·方城九》）。神宗熙宁七年(1074)，“赐环庆安抚司度僧牒，以募粟振汉番饥民”（《神宗本纪》，《宋史》卷十五）。哲宗元祜四年(1089)，苏轼守杭州，大旱，饥疫并作，奏请赐度僧牒以易米，以赈饥民；并请得百道度牒，以募役开浚西湖，筑长堤。
其后，出售空名度牒所得之钱，也可以用于各类工程修建、水利运输，以及茶盐资本等方面，同时还可以用作朝廷赏赐、宫中消费等。如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给度僧牒、紫衣牒干道为营造费，建景霄西官，以安置神宗、哲宗的神位。宋王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通过大量出售空名度牒，更重要的是应付边防军费、筹集军饷、军士装备等方面的急需。如高宗建炎三年(1129)，赐张浚度僧牒一万，紫衣师号五千为军费（《中兴圣政》）。绍兴十一年(114J)，张浚进鬻田及出卖度牒钱六十三万缗，以助军用（《高宗本纪》，《宋史》卷二九）。
有宋一代始终视出售度牒为增加政府收入的重要途径，乃至当钞票（“会子”、“交子”）贬值时，也采用以度牒作价的方式收回，使度牒直接成为货币，投人流通领域；南宋时户部还专门设立买卖度牒的市场。度牒俨然成为了一种特殊商品。如嘉定二年(1209)，“诏封桩库拨金一十五万两（两为钱四十贯），度牒七干道（每道为钱一千贯），官告绫纸、乳香（乳香每套一贯六百文），凑成二干余万，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易旧会，品搭入输”（《食货志》下三，《宋史》卷一八一）。度牒有自己的标价，不再是出家人的证明文件了。
庋牒买卖的盛行，为豪富之家从中渔利提供了方便。崇宁五年(1106)三月，为川峡和买度牒，诏日：“交子、度牒充折买价，致细民难以分擘，货卖皆被豪右操权，坐邀厚利，民间颇以为扰”。（《宋会要辑稿·食货志三八》）为巨利所诱，社会上甚至还有专门伪造度牒的。
由于政府大量发放空名度牒，致使课税户日益减少，为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寺僧和度牒持有者有时也会丧失免税的特权。为此，北宋神宗时曾向寺院征收“助役钱”。南宋偏于一隅，朝廷收入锐减，乃多次诏令取消寺院的免税特权。如绍兴十五年( 1145)正月，“初命僧道纳免丁钱”（《高宗纪》七，《宋史》卷三十）；乾道七年( 1171)二月，“诏寺观毋免税役”（《孝宗纪》，《宋史》卷三四）；淳熙五年(1178)正月，“罢特旨免臣僚及寺观科徭”（《孝宗纪》，《宋史》卷三五）。这样，即使持有度牒的僧尼也不能免除税役。但实际上，这类课税一般比较轻，而且可以转嫁于他人，所以人们还是愿意投奔寺院；而度牒的发行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度牒的价值也不会降低。
据史料记载，度牒发放之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神宗时限定为每年一万道，至徽宗时则达每年三万道，至南宋更达每年五、六万道，而乾道三年(1167)竞达十万三干余道。度牒价格，神宗时每道一百三十贯，哲宗时每道一百七十贯，徽宗时每道二百二十贯，孝宗淳熙（1174 - 1189）年间为每道七百贯，而宁宗嘉定初年(1208)每道竟达一千二百贯。北宋末年，度牒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相当于盐课和商税。南渡之初，岁入不满千万，而度牒的收入即占其五、六百万。度牒出售之数额，甚至可以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治绩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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