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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代紫衣、师号的买卖。师号的价格，通常依据所赐为二字、四字或六字的区别而确定，字多则价高。有关紫衣、师号的出售和价格．在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一书中，有详细资料证明。如熙宁四年( 1071)十二月，以紫衣、师号各二百五十道充修河费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四》）；宣和七年( 1125)三月，以度牒、紫衣、师号各二十万贯充籴米费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O》；绍兴四年(1134)九月，赐赵鼎度牒、紫衣、师号二千五百道以充军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嘉定三年( 1210)春，以紫衣、师号帖三百道（每帖一百贯），充行在会子钱。其价格，如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定四字师号为每道二百贯（《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三》）；建炎三年，定紫衣每道四十五贯、师号每道四十贯（同上）。此外，在宋代，僧职也时而被列入买卖的商品之中。
宋王朝为摆脱财政困境而滥发度牒，其结果却只能应一时之急，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弱局面。事实上，因度牒持有者数目的激增，大量课税户口消失，反而进一步导致财政恶化。加上豪富们操纵度牒市场，从中渔利，致使宋王朝经济日趋疲弊。绍兴十一年( 1141)，时人指出：“近时籴本，例多抛降度牒、绫纸之属，漕行之郡，郡行之邑，未免强率子民。今湖南钱荒已甚，若继之以此，其何以堪！”（《宋会要辑稿·方城八》）而边患并未因此而得到缓和。岳珂云：“崇宁开边，用费无艺，而当时给僧牒尚岁有成数，特京不能守耳。”（《愧郯录》卷九）不耕之夫，骤增数十万，其实际损失不可计量。
度牒买卖对佛教自身也有重大影响。
宋代度僧，在前期原则上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用以防止伪滥之众混迹其间。宋真宗成平四年( 1001)，规定僧满十八岁、尼满十五岁方可剃度受戒。翌年，又令天下有窃买祠部为僧者，于一月内自首，违者论罪；少壮及曾作过犯者配军。天禧二年( 1018)，严禁刑责奸细恶党山林亡命，以及贼徒负罪潜窜之辈出家（《宋会要辑稿·道释》）。若寺观接纳者，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等同受处罚。但随着度牒的公开出售，渐为各色人等开了方便之门。一些慵惰不良之徒、奸恶不逞之辈，乃至负罪逃匿之众，得有机会遁迹其间。而度牒的高价，对于普通百姓、善男信女来说，出家反而更加困难。时人指出：“自朝廷立价鬻度牒，而仆厮下流皆得为之，不胜其滥矣。”（《燕翼贻谋录》卷三）获得空名度牒的俗人具有官度的僧侣身份，他们名列僧侣之属，但可以不住寺院，不持戒律，逍遥自在，或虽住寺院而不持戒律。他们真正的兴趣不在精神信仰，而在现世的物质利益。这对严肃的佛教教义和寺院戒规，无疑是严重的挑战。
度牒对于僧众，紫衣、师号对于佛教上层，都是至关重要的身份标志，它们被作为特殊商品流通于社会领域，这对佛教本身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然而，这是历史事实，而且也为佛教所接受。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宋代佛教正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展开着。高宗绍兴六年( 1136)，尚书省进言说：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每年参加各州试经的人数不过三四十人，且经业往往不通。其原因就是“给降度牒，许人进纳”。理宗嘉熙(1237-1240)年间，中元禅师指出：随着度牒和紫衣师号的买卖，佛教的各种弊端日益增多。住持之职因货贿而求取，而“嚣顽无赖之徒”也可由货贿而得入寺。如此言之，“何以整齐风俗？”（《枯崖漫录》卷三）这些批评都是很中肯的。
度牒制度在宋以后继续存在，但管理益趋严格。明代僧尼依然给牒，但已废除免于徭役租税的特权。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诏天下编赋役黄册，规定“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食货志》，《明史》卷七七）。清代顺治帝时虽仍发行度牒，但已纯为限制僧尼数量的措施。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终于废止僧、道度牒；自此以后，僧、道只以各寺观所给戒牒为凭而无度牒发放。这一情况说明，佛教在明清时期已极度衰微，而世俗政权对它的控制则充满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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