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佛教文化

　　就石窟艺术而言，南朝的石窟是不能和北朝相比的，南方一是缺乏凿刻大型石窟的自然条件，二是不以石窟造像为主要的佛教信仰形式和功德体现。南朝值得一提的石窟是南京东郊的栖霞山石窟，它开凿于半山腰上，共有窟龛二百九十四个，造像五百五十躯，大部分已残毁。这处石窟的凿刻年代当在云冈和龙门二窟始刻年代之间。高士明僧绍首先提出过在此造窟的建议，参加设计的有僧祐等人。

　　就寺塔和造像而言，南朝的寺塔建造和佛像铸造同样首先得到了帝室的支持。据《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篇》介绍，刘宋时期，宋高祖造灵根、法王二寺，宋太宗造丈八金像四躯，建普弘寺，宋太祖造禅云寺，有宋一代，“宝刹金轮，森如竹苇”。萧齐时期，齐太祖也铸金像，造陟屺、正观二寺，齐世祖造招贤、游玄二寺，齐高宗铸金像一千，造归依寺。梁代造寺之风更盛，梁武帝一人就造有五寺，同泰寺内有一七层的大佛塔，诸寺多有造像，梁太宗造资敬、报恩二寺，梁中宗造天居、天宫二寺。陈朝时期，陈高祖在扬州造东安寺，在扬都造兴皇、无居等寺，所造寺院，“皆绣棋雕楹，文□粉壁，三阶肃而宛转，千柱赫以玲珑”。他又造金铜等身像一百万躯，陈高宗在扬州造太皇寺，寺中有七级木质佛塔，又造崇皇寺，铸金铜像二万躯，并修理故旧佛像一百三十万躯。

　　就文论和诗歌而言，南朝的寺僧及居士中，擅文善诗者是较多的，宗炳、颜延之、明僧绍、周颙、沈约、刘勰等人，都擅文论，宗炳的作品较多，以《明佛论》为著名，周颙著有《三宗论》，颜延之有《正二教论》等，沈约有《均圣论》等，刘勰有《灭惑论》等。善于诗文的，谢灵运、颜延之、慧琳、沈约、齐竟陵王、梁武帝、梁昭明太子、梁简文帝、智藏、江总、智恺等人，或题诗，或吟颂，或写铭，或撰诔，或作赋。谢灵运是一代诗才，作有《佛影铭》、《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临终诗》等，慧琳作有《释法纲诔》、《竺道生诔》等，沈约则是诗歌“永明体”的创造者之一，比较讲究严谨的格式，他作有《寺刹佛塔诸铭颂》等，齐竟陵王作有《题佛光文》，梁武帝作有《题三教诗》、《净业赋》、《孝思赋》等，昭明太子作有《开善寺法会诗》、《讲席将讫赋三十韵诗》等，梁简文帝作有《望同泰寺浮图诗》、《赋咏五阴识枝诗》、《蒙华林园戒诗》、《旦出兴业寺讲诗》、《游光宅寺诗》等，智藏作有《奉和武帝三教诗》等，江总作有《游摄山栖霞寺诗》、《游武屈山诗》等，智恺也喜作诗，他的《临终诗》中写道，“一随朝露尽，唯有夜松声”，描绘出人生的短暂和空幻。

　　南朝的佛画家比起前朝来已明显增多了，陆探微和张僧繇是两位最有名的佛画家。陆探微的画属于“秀骨清相”式，在画史上，他和顾恺之齐名，同属笔迹周密的“密体”，作有《阿难维摩图》等佛画。张僧繇是吴地人，他是很受梁武帝器重的佛画高手，梁武帝所建的寺院，大多要请他去作画，他的画被后人视作楷模，称为“张家样”，他一变顾恺之和陆探微的密体而改为笔不周而意周的疏体，他作有《卢舍那佛像》、《行道天王像》、《维摩诘像》等。另外，宗炳的山水画，萧绎的佛画也很有名。这一时期的外国来华僧人中，也有长于佛画的，如求那跋摩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