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佛教政策

　　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即位，诏令在全国范围恢复佛教：“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致使“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经籍志》，《隋书》卷三五)。文帝在位二十年间，共“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六十躯”(《释迦方志》卷下)。

　　据载，杨坚少时受尼姑智仙的养育，“年至十三，方始还家”(《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故于即位后，他“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广弘明集》卷十九)，于是着意复兴佛教。开皇十三年(593)，他更说：“弟子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这当然是神化自己政权的说法，不可轻信。因为事实上，隋王朝的复兴佛教当有其更深远的考虑。

　　南北朝后期，佛教在北方地区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北周武帝废佛，使“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从国计民生着眼，这是必要的措施，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佛教已成为广大民众普遍信仰的情况下，粗暴的行政手段，往往激发出信奉者更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宋人宋敏求曾指出：“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长安志》卷七)这就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杨坚复兴佛教的基本政治意图。

　　此外，早在北朝时期即已经出现的流民问题，至隋初更为严重。流民人数约近总人口的一半，这对恢复和发展经济是一大障碍。为此，隋文帝曾数度声势浩大地招揽逃匿僧侣出山。如开皇十年(590)，下诏听许私度僧尼出家，一次受度者达五十余万人，从而使非法的流亡者取得合法地位。这种措施带有明显的召致流民归土的经济意向。

　　与此同时，隋文帝更致力于传统儒学的复兴，把儒家思想作为最根本的统治思想。公元589年，文帝下诏伐陈，所述理由全以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为基本依据。隋初他重用儒士，在礼部尚书牛弘的支持下，设立太学，并注意收集散佚民间的儒家经典。据载，当时百姓“负籍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卷七五)。591年，文帝下诏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就是说，他是以“人王”的身份来复兴佛教的，所以佛教必须树立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执行“为国行道”的义务。文帝在给天台宗领袖智□的一封敕书中，明确申述了这一指导思想，要智□“奖进僧伍，固守禁戒”，“宜相劝励，以同朕心”(《国清百录》卷二)。他在京城兴建了具有“国寺”性质的大兴善寺；又以学问僧组成“二十五众”，作为国家管理全国僧尼和领导佛教方向的中心。又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亡灵追福，将造寺活动与政治目的联系起来。文帝在位期间，佛教被严格控制在封建王权之下，寺院和僧侣之数远低于南北朝时期。

　　此外，为配合统一的政治形势，隋文帝接受历代帝王崇佛或废佛的经验教训，试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调和三教思想的统治政策。他宣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据此，他提出要在儒家崇拜的五岳建造佛寺。他又说：“朕服膺道化，念好清净，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庄得一之义。”(《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对于道教也采取容纳态度。在这一背景下，李士谦的“三教鼎立”说和王通的“三教合一”说便应运而生。李士谦认为，三教的关系，犹如“三光在天，缺一不可”(刘谧《三教平心论》)；王通认为，三教都有助于封建统治，故有待“皇极之主”，以“共叙九畴”(《中说·周公》)。这些主张，成为隋以后统治者处理三教关系的主要方针。

　　由此可见，隋文帝复兴佛教，是在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统治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政策，对于隋初统一国家的重建，民族矛盾的缓和，南北文化的交流等诸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在文帝的后期，逐渐“不悦儒术，专尚刑名”，进而沉湎于佛教，从而失去原先对佛教只在利用的本意。

　　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以暴君著称，但为了掩盖他凶残暴逆的真实面目，也对佛教采取扶持利用的态度。隋平陈时，身为晋王的杨广“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鬘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辩正论》卷三)。并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表示对佛教的保护。平陈之后，杨广于扬州命人整理旧经，并写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旧佛像十万一千躯，铸造新佛像三千八百五十躯；度僧尼六千二百人。另一方面，他又对佛教严加控制，使其绝对服从皇权的需要。590年，杨广把江南宗教界有影响的和尚、道士集中到扬州，受其支配；607年，即篡位后的第三年，他更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隋炀帝的佛教政策，在他与高僧智□的特殊关系中更能清楚地得到反映。591年，杨广慕智□之名，招请他来扬州，赐“智者”大师称号，智顗则回授杨广“总持菩萨”的法号。其后，杨广又一再邀请智顗前往扬州，为他主持授戒法会，撰写《净名经疏》等。由于智□并不乐意为隋王朝服务，处处表现出貌合神离的情绪，乃至公然与之对抗，从而受到杨广的严密监视。595年，杨广在手书中明确要求智顗“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国清百录》卷二)，即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维护国家的秩序，警告他务必放弃与新王朝的对立态度。同时，智□也清楚地意识到，“王秉国法，兼匡佛教”(《国清百录》卷三)，佛教最终要屈服于王权。所以他又说：“今王途既一，佛法再兴。谬课庸虚，沐此恩化；内竭朽力，仰酬外护。”(《智□传》，《续高僧传》卷二一)表示希望通过王权的外护以保证佛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