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佛道之争

　　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着眼，并且通过儒、释、道三教的次序安排表现出来。总体上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家为主体，对佛、道两家调和并用的政策。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在具体执行中往往有所侧重。

　　唐初的三教关系主要表现于佛、道之争中。

　　高祖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首先发难，上表批评佛教，罗列罪状，请求罢废。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太史令傅奕上减省寺塔废僧尼事》，《广弘明集》卷十一)。当时因护法沙门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使唐高祖将傅奕上表暂时搁置。但傅奕并未停止对佛教的攻击，而是“公然宣布遐迩。秃丁之诮，闾里盛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法琳别传》卷上)，给佛教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于是，佛教徒们纷起撰文反击，如释普应作《破邪论》二卷，李师政撰《内德论》和《正邪论》。法琳认为，这些文章难以击中要害，故而另辟蹊径，“案孔、老二教师敬佛文，就彼宗承斥其虚谬”，作《破邪论》。同时他上《启》与储贰、亲王及公卿、侯伯，寻求朝廷内部和达官显贵们的支持。不久，太子李建成等奏上《破邪论》，高祖看后，动摇了重道破佛的决心。

　　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揭露佛教弊害，坚请罢除。文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傅奕传》，《旧唐书》卷七九)道教徒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抨击。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道教徒们的直接参战，使佛道之争明朗化、公开化，从而也给佛教徒提供了更多反驳的理由。法琳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趋于激化。高祖先欲废除佛教，后又下诏同时沙汰佛、道，但都未能施行。

　　唐太宗贞观初年，佛道关系相对平静。贞观六年(632)，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广弘明集》卷七)。贞观七年，太子中舍辛谓“心存道术，轻弄佛法”，设难问佛教徒。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释法琳更广《析疑论》为答，使论战深入展开。

　　佛道的长期争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贞观十一年(637)，李世民下诏，对累代以来那种“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表示十分不满，宣布“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这样，佛、道的高下之争，变成了体现李唐皇族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佛教徒对此不服，于是释智实等上《论道士处僧尼前表》，指责道教“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实是左道之苗”，宣称若道士“位在僧尼之上，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太宗敕令，凡不服者予以杖击。智实仍示不服，愿受朝堂杖责，不久即病卒。

　　贞观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大怒，即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法琳被流放益州，次年病亡于途中。唐初佛道之争告一段落。

　　这次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竞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争夺社会舆论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绪十分浓厚。但从斗争的最终结局看，反映的是唐初帝王在宗教政策上的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

　　唐王朝建立之初，面临许多问题，极需神权的扶持。佛、道两教无疑都能起到光饰朝廷和神化政权的作用，但相比而言，道教既是汉民族自创的宗教，与传统文化比较接近，这就具备了特殊的优越条件；更何况李姓的道教之祖对于唐皇室来说，增添了历史的荣耀和神圣的依据。故唐初统治者在对佛、道同时利用的基础上，于公开场合往往对道教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但唐初统治者也清楚，佛教在隋代曾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是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也用“弥勒出世”号召群众，武装暴动。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击洛阳王世充，需要联合少林寺僧众；武德五年(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二千余；江南禅僧密、集，与叛军乱民混杂在一起，情况更加复杂。因此，新王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简单地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显然都不合适。

　　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定下道、儒、释的位次，说：“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意思是说，道教在前，只是虚位，并不意味着它高出于儒家；崇道的本质唯在尊君，即更有效地推行君权政治。从中可以看出唐高祖对佛、道的基本政策。

　　唐太宗的佛道政策是对唐高祖的继承和发展。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肃清非滥，敕有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同年，太宗问傅奕为何不信佛，奕答以佛法“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时“太宗颇然之”。二年，太宗对群臣说，梁武父子好佛老以至亡国，足以鉴戒。与此同时，他却于贞观初两次下诏普度僧尼，并于当年战阵之处广建寺庙以超度亡灵，又让皇太子、后宫之人受菩萨戒，还延请波颇等学僧在大兴善寺主持译经。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诏定“道先佛后”位次，并宣称因今“天下大定”，故而“宜有解张”。从这时起，他的佛道政策带上了尊道贬佛的色彩；智实受笞、法琳流放，便是这一政策的结果。

　　随着唐太宗统治地位日臻巩固，唐王朝对外交流逐步扩大，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使他有可能总结思想统治的历史经验，重新估价以往的佛、道政策。贞观十五年(641)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他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他在对自己过去崇道抑佛态度进行辩护的同时，定下了今后的佛道方针。贞观十七年，朝臣弹劾秦世英骄淫之罪，太宗即令杀了这个一向宠信的道士。自此，唐太宗比较平稳地执行了佛、道并重和同时利用的方针。这一方针在有唐一代除个别情况外，始终为最高统治者所采用。

　　佛道关系既不是单纯的两教关系，佛道政策也不是单纯的两教政策。隋唐时期，佛、道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与儒家形成鼎立之势，进入三教鼎立的时期。在此现实形势下，唐初统治者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把恢复儒学和发展经学始终置于首要地位。在他们看来，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唐高祖就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会要》卷四七)武德七年，下诏兴学，指出：“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王公以下，宁得不惭？”(《册府元龟》卷五十)唐太宗即位之初，便立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于殿内讲论经义。他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贞观七年，命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统一儒学。贞观八年，文德皇后对太子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在唐初统治者看来，佛、道都有对国家不利的一面，但又有可借以利用的一面。就可利用的一面说，佛教有助于“治化”，发挥哲理优势；道教则可神化宗祖，抬高皇室，打击旧贵族势力。道教若否定佛教在“治化”方面的贡献，佛教若攻击道教之宗祖，对他们来说都不能容许。唐初统治者寄希望于佛、道的，是要它们从思想上配合儒家，为巩固李唐王朝做出贡献。

　　因此，如何协调三教关系，使三教各自发挥作用，就成了唐代诸帝的重要议题。其中“三教谈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设的。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国子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高祖对此十分满意，说：“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佛祖统纪》卷三九)所谓“德明一举则蔽”，就是以儒家学说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三教谈论”的方式，几乎为唐代诸帝普遍采用。可以看出，“三教谈论”在形式上给予三教以平等地位，实际上则是在皇帝亲自指挥下，以儒家为主干，对佛、道进行协调和统一的措施。谈论的内容和结果，直接由儒家学说和王权政治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