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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通玄对以往的注疏著作并不满意，“每掩卷叹曰：经文浩博，义疏多家，惜哉后学，寻文不暇，岂更修行？”《华严经》本来就因为篇幅长而不易学，加上有多家注释，各自发挥一家之言，学者理解都很困难，修行更无所适从。这是促动他进一步研究《华严经》的原因，同时也表现出他力图统一华严理论的意愿。“幸会《华严》新译，义理未备”，李通玄即以注解唐译《华严》建立自己的理论。新经于圣历二年（699）译出，在李通玄之前还没有系统注释此经的著作。新译经与旧译经的差别，对他提出独到见解无疑有启发作用。
李通玄隐居著述始自开元七年（719），距新经译出已有20年。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二《法圆》后附所记，李通玄携带新译《华严》从定襄（今山西境内）到并州（今太原）孟县西南同颖乡大贤村高山奴家，开始撰述，三年足不出户。后又隐居神福山原下的土龛（即太原寿阳方山土龛），继续从事著述，直到逝世。他在隐居著述期间，“每日食枣十棵，柏叶饼一枚，余无所须”，所以后世称他“枣柏大士”。
李通玄的首部著作是《新华严经论》四十卷，照明谓此书乃是“考经八十卷，搜括微旨，开点义门，上下科节。”《新华严经论》体例仿自《搜玄记》，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八卷，具有序说概论性质，即所谓“悬谈”性质。其中前七卷分十门释经，实际上是提出十个方面的问题，从总体上论述他的华严学说，并不是结合经文的注释。卷八是讲对全经的分段及注解形式。第二部分是卷九至卷四十，逐品解释经文，属于“随文释义”性质。尽管李通玄的后出著作在某些方面有发挥和补充，但此论基本可以反映他的全部学说内容。
李通玄完成《新华严经论》之后，“犹虑时俗机浅”，[1]不懂此论，又著多种篇幅较短的文章，均具有简要叙述和补充说明的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简称《决疑论》）四卷，侧重从有利于学僧修行的角度释经。李通玄认为，《华严经》乃是：
一乘圆教佛果之门[2]
于是李通玄在《决疑论》中：
但略叙纪纲，广伸难尽，意令行者顺辙，不枉其功。于此一部之经，略立十门，以知进修之轨。[3]
他把全部经文分成十部分，也是作为修行的十个阶段，同时又视为佛果的十种表现。这样，经文结构、修行过程和佛果体现这三者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后代佛教史书谓此论乃：
绾十会果因之玄要，列五十三位之法门。[4]
实际上，李通玄在此论中对修行阶位的说法有多种，或五位，或六位，对“五十三位”也没有固定的说法。宋代张商英认为：
五十三胜友者，五十则五位也，三则文殊、普贤、弥勒也。[5]
因此，“五十三”有两个来源，也有两重含义：其一，指善财所参访的五十三位善知识；其二，指修行的阶位，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这是“五位”，每位各有十个阶位，合为“五十”，然后再加上文殊、普贤和弥勒三位，共计五十三位。这虽然属于后起的总结，但李通玄在使修行过程条理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是明显的。
李通玄的现存著作还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卷卷大意略叙》（简称《华严经大意》）一卷，介绍本经各卷的大意、主要内容或特点，每卷一般仅用二十余字概括。《十二缘生解迷显智成悲十明论》（简称《华严十明论》）二卷，取材自《入法界品》和《十地品》等处所述的十二因缘，从新的角度解释。认为十二缘生既是众生“逐妄迷真”、随生死流转的大苦海，同时又是一切诸佛众圣贤的“宝庄严大城”。这个一切诸佛的“功德海”，重重无尽，与一切众生犹如光影，没有障碍。迷于十二缘生者即为众生，悟十二缘生者即是佛。修行者只要用戒定慧观照的“方便”力，照见（认识、体验）自身心境体相都是“自性空”，即众生心就是“全佛智海”。这样，修行者的求解脱过程，最终归结为“无劳远求，但自净其心”。从李通玄的论述可见，他是运用“此阎浮提即是莲华藏世界”的旧理论重新解释十二因缘，并突出强调唯心思想。从华严学发展的角度讲，此说并没有创新内容。到了宋代，此论为禅宗僧人所重。
除了上述四种现存著作外，照明说李通玄还著有《十玄六相》、《百门义海》、《普贤行门》、《华严观》及诸诗赋，并传于世。[6]“十玄”，“六相”是华严宗人普遍重视的，从李通玄现存著作的论述看，虽然对此两说在某些方面有小改动，但所反映的思想实质没有超出法藏的学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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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