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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船受戒的慧基，是刘宋朝佛教界较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慧基“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谓基曰：汝当道王江东，不须久留京邑。” [54] 果然，元徽后，慧基“乃勅为僧主，掌任十城，盖东土僧正之始也。”[55]《大宋僧史略》亦云：“南朝慧基姓偶，钱塘人，依求那三藏于蔡州受戒。后化行越土，寻勅为僧主，掌任十城，东土僧主之始也。” [56]笔者认为，赞宁所录将“僧伽跋摩”误写为“求那跋摩”，因为兼考慧基齐建武三年 （496）时85岁，元嘉八年（431）求那跋摩卒时尚不足满20，故应受戒于僧伽跋摩。
上段僧伽跋摩与慧基对话，行文讨论重受戒的可行性，反映持戒受戒依本守旧与依情变通间的对话[57]。文末交侍慧基于船上受戒一事，说明于船上受戒是结界中有僧不和合时，使界戒坛合法，受戒有效的方式。
三、净捡何以是中国第一个比丘尼
前文考察了船上结界受戒的合法性，但净捡为何到泗水结界，仍存疑问。慧基登船受戒，就近于蔡州岸，而泗水离洛阳距离很远，净捡不就近而就远至泗水，实令笔者感到疑惑。
净捡籍属彭城，彭城与寿春、广陵同属今苏皖北部，位于沂、沭、泗诸水下游。泗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条水系，案《水经注》：“泗水出鲁卞县北山”，“自卞而会于洙水，西南流迳鲁县”，“洙泗二水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泗水自城北南迳鲁城西南合沂水”。后泗水南下“南迳高平山，南迳高平县故城西”，“泗水又东迳郗鉴所筑城北又东迳湖陵城东南”，“泗水又左会萧梁水”，“又东过沛县”，“东北流迳定陶县南，又东迳山阳郡县” 而后东流。泗水“东南流迳广戚县故城南”，“又东南过彭城县东北”，“又东南过彭城县东北”，再“又东南迳淮阳城北”，“又东南迳魏阳城北”，“又东迳角城北”，“而东南流注于淮”。[58]所经之地众多。
泗水与中国文化传承关系密切。第一、案《汉书》：“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 [59]位于泗水沿岸的彭城是周朝之鼎最后出现之地。第二、“王隐《地道记》咸言葬孔子于鲁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60]泗水沿岸又是孔子的埋骨地。第三、《水注经》注言：“泗水西有龙华寺，是沙门释法显远出西域浮海东还，持（按）龙华园首创，此制法流中夏，自法显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陆东基堪中，其石尚光洁可爱。”[61]泗水又连接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佛教文化。所以，净捡浮舟于泗水受戒，有其特定文化意义。泗水沿岸即是净捡家乡，也是联系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纽带。
再就净捡受戒情况来看：首先，净捡的授戒师包括法始、罽宾比丘智山、外国比丘昙摩羯多。其中智山得到佛图澄的肯定，大有恨不相逢之感。其次，净捡与佛图澄有联系，从佛图澄受戒的比丘尼安令首师从净捡。安令首的同门道安、释僧朗、竺法汰等人在中国佛教史上尤为重要。释僧朗对东晋与五胡的帝王均有影响[62]，东晋孝武帝、符坚、慕容垂等都对僧朗表示敬意并给予供养。道安往西北影响襄阳、江陵、庐山一带中国佛教的发展，开创中国僧团管理模式，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口号，使中国佛教在王权支持下顺利发展。竺法汰往东南，远行江东住瓦官寺，得到东晋简文帝推崇，对南朝佛教影响深远。
或正是考虑到法汰的师承与影响，唐朝僧人大觉谈到竺法汰为晋朝比丘尼受戒，为中土比丘尼第一次受戒时说：
亦约大僧一众，为尼受戒也，即是东晋之日。……汰法师即至江宁，仍依《五分》初缘，立大僧一众，为尼受戒。于时律本未至，未有尼戒本，汰法师因约附大僧戒本中，出尼戒本。时诸大德，咸所不许，云戒是佛制，自佛之外，声闻菩萨，皆不得制，汝今出之，应当是佛。后律本既至，果然符同，唯一二处少异，故知汰非凡器也。又详云：魏时尼众已受具竟，一如前说(云云)。又案《南山尼注戒心》序云：尼初一众受缘者，昔东晋简文帝太元中，金陵瓦官寺沙门竺法汰者，道安之同学也。生知敏亮，独擅时美，为律部未具，行仪难准。遂那约大僧诸戒，并依随律等经，撰尼戒本。在世传用，又以尼众数阙，本法无施，便同爱道缘制，但从僧受。于时化行江表，流统魏秦，斯则尼戒之初，本被于世。至晋江宁咸康中，有僧纯比丘者，发愤西游，远观中城，于拘夷那国得尼戒本，寄还渭滨，名德翻之，用为正轨。比汰所出，厥旨悬同。时人雅叹，益相推伏，初汰公开尼一众受戒，而无正法可凭。至宋元嘉之初，求那方始印定，比丘尼初受。[63]
考其说辞，则有疑惑。上文已录，僧纯本尼戒，后经竺法汰删定，但其律乃《十诵》系，非《五分》系。《五分律》系统传入中国，得力于东晋法显往西域取经之行[64]，法显回中土，412年于龙光寺译《五分律》，其时竺法汰已卒。
综之，虽就比丘尼戒本翻译情况分析，竺法护时代或已有女性从比丘处受比丘尼戒，但结合各项指标综合考虑，净捡当之无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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