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谈起佛教寺院，总会联想到怒目的金刚、笑面的弥勒，缭绕的香烟，悠扬的钟鼓……在寺院日常生活中，僧人最熟悉的也是那晨钟暮鼓之声。因为它雄浑激越，深沉清远，警世醒人，余韵无穷。人们从晨钟暮鼓的余韵之中，还可去追寻那丰富的文化内涵。
钟鼓，作为具有我国传统特色的礼器和乐器，早在商周时代即被广泛运用。无论朝会、庆典、祭祀、征战；都必须撞钟击鼓。甚至在《诗经》的开篇《关雎》中，当君子得到梦寐以求的窃宛淑女之后，也是“钟鼓乐之”。
先秦着名的礼制典籍《周礼》中记载，为了敲钟击鼓礼仪的需要，当时已有钟师、鼓人之设。《春官宗伯第三》说：“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凡祭祀、绝食奏‘燕乐’、”《地官司徒第二》说：“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在当代的佛教寺院，榴牙高啄的钟楼和鼓楼上，也设有专司钟鼓的钟头和鼓头。
佛教寺院敲钟击鼓是有仪规的。早晨，钟声继以鼓点；迟暮，鼓点继以钟声。“钟敲鹤起，鼓击龙飞”；“惊醒世间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寺院不仅把钟鼓作为实施佛教礼仪的重要法器，还在钟鼓声中注入了深沉的佛教教义。论其作用，这是寺院以外的钟鼓所远远逊色的。
佛教自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和民俗等传统观念相碰撞、相协调、相融合，使外来的佛教逐渐演变成中国式的佛教。特别是佛教的礼仪，也越来越和中国传统礼仪相接近了。
中国自古就是闻名于世的礼义之邦。春秋时期，儒家学说即以礼来敬事天地，以礼来维护周天子在诸侯中的宗主地位，也以礼来维系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 范和道德规范。《中庸》第二十七章中即竭力赞扬“圣人之道”所具备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而佛教在此基础上更有所发挥，竟在戒律上载明僧人应遵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实际上，这仅是个习惯用法，概括其多而已。
在现代僧人所遵循的礼仪上，尚可寻求我国古代礼仪的某些轨迹。以见面礼为例，根据对方的身份，施行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礼节。比如合十、问讯、顶礼、行十方礼，都可与中国古礼的拱手、作揖、跪拜、稽首九拜相对举，尽管在具体的动作上有些差异。再说僧服，也有礼服与常服之分，除了架缓以外，僧人所着的方袍、披肩、衫褂、鞋袜等，都具有我国汉唐到明清各代的特色。
礼和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自古重视音乐，《乐经》被奉为“六经”之一，汉代还设立“乐”掌管宫廷朝会及民间采风。佛教传入后，在原有梵呗的基础上大量吸取中国宫廷、民间音乐的丰富营养，使佛教音乐不断发展并传承下采。直到现在，寺院僧人在每天上殿、用斋和举行各种佛事时，都必须遵循礼仪；奏乐唱赞。据载，宋代的大儒朱熹“观于寺僧之斋供，而叹三代礼乐，犹独存于释氏”。古人都有此感慨，时隔千载，今人看见的差异就更大了。
佛教的礼仪也体现在它所倡导的戒律上。为了与中国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相适应，宋代云门宗禅僧契嵩以佛教的“五戒”杀、盗、淫、妄、酒比之于儒家的“五常”仁、智、礼、义、信。据此可阐发为：本于仁者则不杀，奉于义者则不盗，执于礼者则不淫，守于信者则不妄，师于智者则不酒。奉执不杀者，不求仁而仁着；不盗者。不忻义而义敷；不淫者，不祈礼而礼立；不安者，不慕信而信扬；不饮酒者，不行智而智明。从而大大缩小儒、佛两家在伦理观念上的差别，使佛教更能被社会所接受而得到弘扬。
佛教礼仪还体现在它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方面。为了与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相适应，佛教还把许多佛事活动与儒家推祟的孝行结合起来。比如根据西．晋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在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隆重举行“盂兰盆会”，大力宣扬孝道。并使之成为中国佛教的盛大法会和民间大众的传统习俗。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反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无不影响着佛教，并使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者说：“不懂佛学，就不懂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这种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佛教礼仪是佛教文化的核心。通过这些礼仪，又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熠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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