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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总喻为开悟的三个阶段，一是“初关”，二是“重关”，三是“生死牢关”；三者关系是一“破”，二“透”，三“出”。初关，是要使禅者破除各种“邪见”，立一切皆空的“正见”；重关，要求禅者进一步体会万法乃一心所现，境智一体，融通自在；出关，是指禅者开悟后的精神境界。“黄龙三关”具有对抗文字禅的用意，但因过于玄奥乃至晦涩，故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慧南又认为，义玄等人的棒喝适用于唐末五代，却并不适用于宋代。
他说：“说妙谈玄，乃太平之奸贼；行棒行喝，为乱世之英雄。”(《黄龙慧南禅师语录》)在他看来，宋代既是一统天下的“太平盛世”，自然也就容不得“乱世”的棒喝。他曾向楚圆献偈云：“杰出丛林是赵州，老婆勘破没来由。而今四海清如镜，行人莫以路为仇。”(《禅林僧宝传》卷二二)因此，他虽身为出世禅僧，上堂时却首先向当今皇上感恩戴德。可以看出，慧南的思想带有时代的深刻烙印。
杨岐派的创立者是方会。方会(992—1049)，俗姓冷，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二十岁到筠州(今江西高安)九峰山，投师落发。后去潭州(今湖南长沙)参石霜楚圆，得法受印可。后被道俗迎居袁州杨岐山(在今江西萍乡县北)传法。晚年住潭州云盖山。
杨岐派的思想，大抵是在临济宗思想原则上的变通，既不失临济正宗，又别立新意，且与世俗打成一片。
方会主张象义玄那样的“立处即真”的自悟。他说：“繁兴大用，举步全真。既立名真，非离真而立，立处即真?者里领会，当处发生，随处解脱。”(《杨岐方会和尚语录》)佛法是不可说的，万不得已，只能说是“立处即真”?成佛总要由自己切身体验，如实领悟。佛法无处不在，不必寻觅，故说“当处发生，随处解脱”。
为了维持临济禅体系，方会在教学上采取灵活的方式。如有人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他答道：“有马骑马，无马步行。”(《杨岐方会和尚语录》)意思是说应当不拘成规，随时可以化导证悟。他不像慧南那样，用“三关”之类固定格式启悟禅者，而是侧重灵活的机语，不废机锋棒喝。史称：“杨岐天纵神悟，善入游戏三昧，喜勘验衲子，有古尊宿之风。”(《禅林僧宝传》卷二十八)故在巧言善辩方面，方会有着明显的优势。
同时，方会在自己的禅风中，还融入了云门宗的某些特点，所以《景德传灯录》卷七说：“其提纲振领，大类云门”。《杨岐方会和尚语录》载方会上堂说法语云：“雾锁长空，风生大野，百草树木作大师子吼，演说摩诃大般若，三世诸佛在你诸人脚跟下转大法轮。若也会得，功不浪施；若也不会，莫道杨岐山势险，前头更有最高峰。”
这段话的意思，同云门“三句”中的“函盖乾坤”句颇为相似。事实上，在方会的《语录》中，确实也有不少与云门一致的说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山河大地”之说。
由于方会不仅具有马祖道一的大机大用，而且兼得临济、云门两宗风格，加上他灵活的教学方法，使杨岐法系获得较大发展。到北宋末年，杨岐派兴盛，其势力和影响已远远超过黄龙派。时人云：黄龙、杨岐二宗，皆出于石霜慈明。初，黄龙之道大振，子孙世之，皆班班不减马大师之数。自真净四传而至涂毒，杨岐再世而得老演。演居海会，乃得南堂三佛以大其门户，故今天下多杨岐之派。(《丛林盛事》卷下)
方会的弟子有白云守端等。守端与云门宗禅师圆通居讷关系甚笃，其思想比较庞杂，包括临济的三玄三要、四料拣，曹洞的五位修行，乃至天台的止观教义。他曾宣称，“但愿春风齐着力，一齐吹人我门来”(《五灯会元》卷十九)，有意将禅宗各家乃至佛教各宗加以融会。守端的弟子有五祖法演等。法演也曾试图“中兴临济法道”，有一定影响。法演弟子有二十二人，其中以佛鉴慧勤、佛眼清远、佛果克勤最为著名，称“南堂三佛”，他们同时活跃于北宋末年。克勤早年“由庆藏主尽得洞上宗旨”(《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后皈依法演。他曾与张商英剧谈《华严》旨要，以华严学说阐释禅宗思想。故时人即已提出，克勤善于“融通宗教”，张商英则誉他为“僧中管仲”(《罗湖野录》卷上)。克勤认为，可以将经教、公案、颂古等统一看待，因为禅的思想体现于经教，经教的语句反映于禅学，所以文字能够表达全部禅理。他的《碧岩录》不仅要说禅，而且还不满足于前人“颂古”式的绕路说禅，开始公开直截地说禅。继承方会的传统，在“三佛”周围团结了一批官僚士大夫，其中不乏主战派的上层官僚。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禅学更紧密地与政治相联系，不久便出现了持有抗战政治热情的著名禅师大慧宗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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