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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杲所处时代，适值金兵入侵、宋室几亡，奸权当道、国难当头之时。他虽身在佛门，但不曾忘却世事，也未尝无动于衷。政局的变幻，民族的危亡，民生的疾苦，不仅给世俗社会的人们带来苦恼和不安，而且也冲击着深居寺院的僧侣们，使他们与世人同感忧患。张九成承认，他之所以与宗杲私交甚深，是因为对方“一死生穷物理。至于倜傥好义，有士大夫难及者”(《人天宝鉴》)。
宗杲认为，学佛和习儒可以统一，而且也能够统一。他说：“若知径山落处，禅状元即是儒状元，儒状元即是禅状元”(《大慧语录》卷四)；“若透得狗子无佛性话，……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大慧语录》卷二八)这是有意将历代儒释合一思想加以具体落实。他又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从大乘佛教平等观念出发，提出僧侣也应与世俗忠义之士一样，具备忠君爱国的思想品格。他在《示成机宜》书中写道：“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矣。”(《大慧语录》卷二四)只要将佛家的菩提心与理学的忠义心合而为一，在同一个人身上有机结合，那么他就包融了全部世间出世间的学问。
为了区别“忠义”之士与“奸邪”之辈，宗杲在佛学心性说基础上，结合宋代理学人性论，给“性”予以自己的解释。他说：
其差别在人不在法也。忠义奸邪与生俱生。忠义者处奸邪中，如清净摩尼宝珠置于淤泥之内，虽百千岁不能染污。何以故?本性清净故。奸邪者处忠义中，如杂毒置于净器，虽百千岁亦不能变改。何以故?本性浊秽故。前所云差别在人不在法，便是这个道理也。如奸邪、忠义二人同读圣人之书，圣人之书是法，元无差别，而奸邪、忠义读之，随类而领解，则有差别矣。(《大慧语录》卷二四)
忠义之心出自清净本性，奸邪之心则出自浊秽本性，在人而不在法，很难改变。这一“忠义”与“奸邪”的对照，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显而易见是时代的产物，决不是对心性问题的一般讨论。他曾明白无误地宣称：“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喜正恶邪之志，与生俱生。”(《大慧语录》卷二四)他要从忠义与奸邪的对比中站稳民族立场，并把它最终落实到“爱君忧国”的理想和行动上。所以他又说：“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但圣人所赞者依而行之，圣人所诃者不敢违犯，则于忠于孝、于事于理、治身治国，无不周旋，无不明了。”(《大慧语录》卷二四)
在南宋初年投降势力日趋抬头之时，作为出家人的宗杲能提出这样的思想，无疑是可贵的。他走出了寺院的狭小天地，把“普渡众生”的口号付诸社会实践。所以，张浚在他所撰的《大慧塔铭》中特别把这一点提了出来，说：“师虽为方外士，而义笃君亲。每及时事，爱君忧时见之词气。其论甚正确，……使为吾儒，岂不为名士?而其学佛，亦卓然自立于当世。”(《大慧语录》卷六)
宗杲不仅在思想上提倡忠义与奸邪的对立，将爱君忧国视为做人的准则，而且也确实身体力行。他在当时和、战两派的激烈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面。也正由于这一点，他遭到秦桧之流的残酷迫害，被流放衡州(湖南衡阳)、梅州(广东梅州)，前后凡十五年，而初心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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