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始终与贵族、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密切相关。
当两汉之际佛教传人内地时，上层贵族地主就首先接纳了它，把它与中国黄老之术同等看待。魏晋时期，佛教理论得到统治阶级的关心和提倡，大乘空宗的般若思想广泛流行于社会上层的知识界。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一面追求无度的物质享受，一面又故作清高，使研习佛学、口谈玄理成为一种风尚。贵族、士人通过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着意调和儒家与佛教的矛盾，并集需、释、道三教思想于一身。
隋唐时期，佛教达到鼎盛，文人的学佛活动也十分盛行。隋代李土谦，唐代李师政、李通玄、梁肃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佛者。李士谦博览内外经典，曾以日、月、星三者喻为佛、道、儒三教。李师政由道教信仰转入佛教信仰，作《内德论》以维护佛教。李通玄著《新华严经论》，以《周易》的思想解释《华严经》。梁肃在师事天台九祖湛然后，著《天台止观统例》，从思想上融会儒、释两家。
随着禅宗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唐代就出现了官僚文人的参禅之风：据记载，王维、李翱、张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裴休等著名人物都曾受禅学的熏陶，加入参禅者的行列。
大诗人王维曾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为友，“十年座下，俯从受教”；又受慧能弟子神会之请，作《六祖能禅师碑铭》。张说长于文辞，他与禅僧频繁交往，撰写过许多有关佛教的像赞、经赞和碑铭。白居易既信道教，又对佛教颇感兴趣，与禅僧也有交往。柳宗元在柳州期间，常与禅僧往来，南方诸大德的碑铭多出自其手。刘禹锡与衡山、牛头山、杨岐山等处禅僧有广泛的交往。，裴休曾官至宰相，他既是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又是虔诚的禅宗信徒；他不仅足希运最得意的在家弟子．而且与宗密有着深厚的友谊：李翱为朗州刺史时，曾谒见禅僧惟俨，并由此得悟。后来又遇到紫玉禅翁，从他那儿“增明道趣”(指对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曾作偈颂云：“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云在青天飘浮，水在瓶中静止，一动一静，天真自然，不用着心，这就是他所领悟的禅。
唐代文人参禅之风很大程度上受安史之乱的刺激而起。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处于鼎盛时期，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恢宏自豪、开朗奔放的气氛，官僚文人大都充满事业上的信心，怀抱建功立业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佛教主要是点缀风雅的玩物，炫耀财富的形式。然而，安史之乱使他们受到极大震动，促使他们带着无限的失望和苦恼转向禅宗，“禅悦”风尚由此而起。“禅悦”，原意指在禅定中获得心神愉悦。怡乐于山水之间，耳听潺潺流水，目送悠悠白云，吟风颂月，无拘无束，本是封建文人梦寐以求的境界，而寺院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气氛又提供了与此相应的禅悦条件。现实生活中失去的，有可能从禅悦的虚幻中取得补偿。在封建文人眼里，上层禅僧的恬淡宗教生活与老庄自然无为、退隐适意的高雅世俗生活没有矛盾。所以，史载天宝(742—756)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而禅僧也往往“以诗礼接儒俗”，这就不足为奇了。
当禅宗勃兴之时，佛教其他各宗却相继走向衰落。宋以后，由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加强以及理学思想的出现，禅宗转而热衷于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调和，也开始失去原先的特色。尽管如此，禅宗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并为众多官僚士大夫所向往。宋代是官僚士大夫参禅活动全面展开的时期，它在当时造成一种经久不衰的社会风气。宋僧归云如本在其所著《丛林辨佞篇》中有如下记载：本朝富郑公弼，问道于投子颗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酬唱，班班见诸禅书。杨无为之于白云端，张无尽之于兜率悦，皆扣关击节，彻证源底，非苟然也。近世张无垢侍郎、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见《丛林盛事》卷上)
这里虽仅略举了数名官僚士大夫的参禅学佛活动，但也已相当可观，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他们的共同点，是在“脱略世俗”中“栖心禅寂”。其中，富弼于仁宗朝官拜枢密副使，后与文彦博并相；英宗朝拜枢密使，封郑国公。杨大年即杨亿，真宗时入翰林为学士，兼史馆修撰，天禧二年拜工部侍郎。杨亿他“留心释典、禅观之学”(《宋史》卷三。五)，与李维等受诏裁定《景德传灯录》，润色其文，使盛行于世。李和文即李遵勖，真宗大中祥符年问为驸马都尉，他“通释氏学”(《宋史》卷四六四)，曾撰《天圣广灯录》。杨无为即杨杰，官至礼部员外郎。张无尽即张商英，哲宗时为工部侍郎，迁中书舍人，徽宗初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后拜尚书右仆射，曾著《护法论》，专为佛教辩护。张无垢即张九成，四十一岁中进士第一名，入仕为佥判、著作郎、礼部侍郎兼侍讲，因詹大方秉秦桧之意，中伤其与禅师大慧宗杲的交游，以“讪谤朝政”的罪名遭到放逐，谪居南安。李汉老即李邴，徽宗时除给事中、同修国史兼直学士院，迁翰林学士；高宗绍兴初拜尚书右丞、参知政事。吕居仁即吕本中，官至直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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