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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诗文唱和，士大夫和禅僧在生活作风、思想意识方面更趋接近，在个人感情方面则显得十分融洽。这种僧俗关系的发展，不但对禅昧诗的流行，而且对文字禅的展开都具有重要意义。其末流乃至出现诗人与禅僧共作无聊的文字游戏。他们借禅悦之名，行放浪形骸、玩世不恭之实，成为清新文字的讽刺，走向深远意境的反面。
宋代士大夫文人与禅僧的密切关系，以及对参惮牛活的浓厚兴趣，是整个时代的风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佛教的真威信仰。在宋代，出入寺院而彻底皈依佛教的官僚士大夫终究是少数。长期的世俗优裕生活和儒家思想熏陶，使他们在本质上难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富弼以切身感受承认：“吾辈俗士，自幼小为俗事浸渍，及长大又娶妻养子，经营衣食，奔走士宦。黄卷赤轴，未尝入手，虽乘闲玩阅，只是资谈柄而已，何尝彻究其理!”(《丛林盛事》卷上)冯楫曾有“公事之余喜坐禅，少曾将胁到床眠”(《人天宗鉴》)的诗句，表明他要以坐禅来抵销世事的纷乱繁杂，恢复内心生活的二产静。这种思想落实到具体行动，便是“逃禅”。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自述道：“常患不得极吾乐于其问者，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其大者有二焉：轩裳硅组劳吾心于外，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瘁，心未老而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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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