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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所举数人外，又如著名文人黄庭坚，“治平中登进士第，故好作艳辞。法秀禅师呵之曰：汝以绮语动天下人淫心，不惧入泥犁耶?鲁直悚然悔谢，遂锐志学佛法”(《居士传》卷二六)。“元祜间，家丁艰，馆黄龙山，从晦堂和尚游，而与死心新老、灵源清老尤笃方外契”(《罗湖野录》卷上)。晦堂即晦堂祖心，死心即死心悟新，灵源即灵源惟清，均为黄龙派下著名禅师。欧阳修曾积极排佛，但在见到明教契嵩所著《辅教编》后改变态度，“与语终日，遂大喜”(《人天宝鉴》)。据《释氏稽古略》卷四载：“欧阳公修自谏院除河北都转运使，左迁滁州。游庐山东林、圆通寺，遇祖印禅师届讷，谈论大教，折中儒佛，与韩文公见大颠相类。”苏轼曾得法于东林常总，又与佛印了元为方外道友，热衷于参禅生活，晚年转向净土信仰。其他，如王古的净土归向，文彦博集净土法会，王随参谒小寿禅师，以及王安石晚年学佛喜舍，都是显著的历史事实。
在《居士传》中被列为“居士”的宋代著名官僚士大夫．还有潘兴嗣、晁补之、陈罐、李纲、张浚等多人。潘兴嗣自号“清逸居士”，曾问道于黄龙慧南。晁补之年二十余即归向佛法，深信因果。陈壤自号“华严居’F，好华严之学，后转向灭台学。李纲初为松溪尉时，即与大中寺庆余禅师往还，究心佛法张浚曾问法于圆悟克勤禅师，后义邀大慧宗杲入居径山：在士大大禅学这一历史潮流的推动下，甚至连那些以反佛排佛标榜的理学家们，也几乎普遍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据载，理学奠基人周敦颐曾从学于润州鹤林寺的寿涯禅师(《宋元学案》卷一二)，参禅于黄龙慧南，问道于晦堂祖心(《居士分灯录》卷下)，谒庐山归宗寺佛印了，元，师(庐山)东林寺常总(《云卧纪淡》卷㈡，，在庐山期间，他追慕东晋门莲社故事而结青松社，以佛印为社主?张载曾受范仲淹指点，悉心研习《中庸》，但“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义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宋史》卷四二匕)程颢声称他“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一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二程文集》卷一一)一程颐与禅僧灵源惟清保持密切关系，现尚有俩人来往书状五通，保存于《灵源笔语》和《禅林宝训》巾；而他的坐禅功夫则为世人所共知，朱熹自述其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且“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朱子语类》卷一0四)。十八岁应举考试前，箧中唯有一帙《大慧语录》(《大慧语录》序)当然，这类人物在本质上不能列人“居士”行列，但是他们的参禅经历有案可查。
总之，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两宋时期官僚士大夫与佛教禅宗具有某种不解之缘，他们的参禅活动构成了该时期居士佛教的主流：从佛教思想史角度看，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士大夫禅学之所以在宋代代繁荣发达，有其深刻的原因。
一是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儒学在汉武帝时曾受“独尊”待遇，以传授、整理和注释儒家经籍为重要任务，开始了“经学”的历史。由于经学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使它逐渐成为封建文人追逐利禄的重要工具，并不可避免地走上神学迷信和烦琐主义的穷途。东汉时，经学内部已出现“通人恶烦，羞学章句”(《文心雕龙·论说》)的趋势；东汉灭亡，它终于为魏晋玄学所取代，此后，由于于玄学盛行，儒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显得软弱无力。同时，儒学墨守汉儒注疏的旧俗，不图发展，乃至连孔安国、郑康成等经学家都不敢非议。这种局面给部分士人带来精冲上的压抑，造成心理上的苦闷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以自己独特的哲学思辨、心性学说、止观修行，成功地吸引了大批封建官僚和普通文人。
唐末五代，禅宗必起，它不仅在佛教界犹如一声惊宙，震撼着古老的寺院，而且也在整个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据大慧宗杲《宗门武库》载：“王荆公一日问张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公曰：岂无人?亦有过孔、孟者。公曰：谁?文定曰：江西马大师、坦然禅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荆公闻举，意不甚解，乃问曰：何谓也?文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张方平所渭“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当是对隋唐五代儒学停滞衰落状况的如实概括，佛教禅宗则以它活泼洒落的风格，一新当时文人的耳目，吸引了大批士大夫，给他们以强烈的精神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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