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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僚士大夫看来，传统儒学以人本为主，以治国为目的，所以颇多伦理说教而缺乏治心手段。唐代刘禹锡认为，佛教最受人欢迎的是它对心性问题的论述，因此一旦接受佛典，便“会而归之，犹初心也”。而儒学则“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难以摄服人心，故“世衰而寝息。”(《刘禹锡集》卷阴《杨岐山故广禅帅碑》)宋初李觏是一名反佛的儒家学耆，但他也曾给寺院写过多篇记文，并最终肯定佛教心性学说的成就，说：“儒失其守，教化坠于地：凡所以修身正心，养生送死，举无其柄。天下之人若饥渴之于饮食，苟得而已。当是时也，释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李觏集》卷二八《答黄著作书》)。
二是因士大夫官场受挫而遁人空门。官场之争贯穿于每一王朝的始终，斗争的形式虽有异，但残酷的结局大致相同。而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中，历来有以隐遁方式表达清高脱俗、与世无争的思想；尤其在他们官埸受挫或与当政者意见不合时，浪迹山水、故作姿态便成为通常的对抗手段。宋代士大夫禅者也不例外。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大都具有这种官埸受挫、党争失败的经历，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热心参禅问道、与佛教过从甚密的理由了。“一生做官今日被谪，觉见从前但一梦耳”(《丛林盛事》卷上，安相国语)，这种人生如梦、朝夕异世之感，是当时许多失意士子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
官僚士大夫参禅学佛，既可医治精神创伤，又可借机邀誉。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于退居金陵期间，由以往对佛教的批判而转向认同。他的《楞严经疏解》、《维摩诘经注》大约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读维摩经有感》一诗中写道：“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不仅大有看破红尘之意，而且视维摩诘为理想的人格。据《宗门武库》载，王安石受蒋山元禅师指点，学习坐禅，其后“一日谓山日：坐禅实不亏人。余数年要作《胡茄十八拍》不成，夜坐问已就”。佛印了元在定林寺见王安石，写下“道冠儒履佛袈裟，和合三家作一家”的诗句，王叹服其“词理至到”。苏轼虽在政治上属保守派，与王安石新党对立，但也常在沉浮之中。他因“为小人挤排，不得安于朝廷”，乃于“郁傺无聊之甚，转而逃入于禅”(《宋元学案·苏氏蜀学案》)。黄庭坚谪居黔南时，“制酒绝欲，读《大藏经》凡三年，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佛祖统纪》卷四六)；一说他即在此时得悟。
三是与禅僧诗文相酬。禅与诗在唐以后过从甚密，互相影响，互为补充。因为两者都需要内在的感受和体验，都注重启示和象喻，追求言外之意，强调一种幽远境界。元好问《赠嵩山隽侍者学诗》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骚人墨客通过参禅体验，在他们的诗文中表达禅理和禅趣：禅僧也通过与文人酬唱，述说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
后期禅宗追求的理想境界，与文人士大夫向往的精神生活十分合拍。宋代士大夫既不愿放弃世俗的物质享受，又要追求高雅空灵的精神乐趣。他们通过参禅生活，丰富诗画艺术的题材和意境，寄托对世事变幻、人生苦痛的感受。苏轼曰：“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书李端叔诗后》，《东坡前集》卷一七)在他看来，好诗应与禅联系在一起。他的《赤壁赋》由于引入禅的意境，显得自然、朴实、幽远。《题西林壁》一诗则把宇宙人生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作者对禅的深刻感受。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不用陈词滥调，却喜欢从佛经和禅僧语录中寻找典故，则别具一格。
与此同时，禅僧也乐意以诗文相酬。宋代丛林中，既通禅理又具文采的禅僧为数不少，如明教契嵩、佛印了元、金山昙颖、圆通居讷、觉范慧洪等都在文人士大夫中享有盛誉。了元“凡四十年问，德印缁白，名闻幼稚；缙绅之贤者，多与之游。苏东坡谪黄州庐山对岸，元居归宗，酬酢妙句，与烟云争丽”(《禅林僧宝传》卷二九)。慧洪才气横溢，“落笔万言，了无停思。其造端用意，大抵规模东坡，而借润山谷”(《僧宝正续传》卷二)。契嵩则以文学而轰动当时文坛，令欧阳修、韩琦等刮目相看，“由是名振海内”(《人天宝鉴》)。苏轼曰：“独念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他举例说，苏州仲殊师利和尚，“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成，不点窜一字”(《东坡志林》卷二)。又如，“投子聪禅师与海会演和尚；元祐间道望尽著淮上，贤士大夫多从之游”。黄庭坚作书说，此二老“皆可亲近，殊胜从文章之士学妄言绮语，增长无明种子也。聪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开怀论说，便穿诸儒鼻孔(《罗湖野录》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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