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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中没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类的主张，但有与这种主张密切相关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基础就是强调涅盘与世间的不可分的关系，强调要度众生出苦海就不能离开众生生活的世俗世界。
这种理论将佛教的发展与世俗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逻辑上必然认同这样的观念，即：佛教的修行，佛教的发展都只能在世间中进行，离开了世间的生活，也就没有佛教的存在。
从整体上说，尽管印度早期或小乘佛教中有把涅盘与世间决然分开的倾向，然而佛教在后来的发展中还是强调佛及其理论不能脱离世间。即便是早期或小乘佛教，他们论述的理论，实际仍然是离不开世间或人生现象内容的。也就是说，印度佛教文献中有要求出世的思想，但也有赞成入世的主张，这对后来传到印度之外的佛教中无论是强调出世观念，还是强调入世思想都提供了文献根据。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虽然有着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但却与印度佛教对待出世与入世问题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只是强调的内容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将一些基本教义介绍过来的过程中，有一个如何使中国民众理解和接受这一宗教的问题。最初较为吸引中国民众的是佛教中所包含的出世方面的内容。这类内容中的理论主体是佛教的“空”观念。空观念在印度佛教中被大力倡导虽然是在大乘佛教时期，但它的理论基础则在早期佛教中就存在。早期佛教中提出无常、无我和涅盘，如《杂阿含经》卷第十中说：“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盘寂灭。”这里提到的无常、无我和寂灭实际就是“空”的观念。具体来说，所谓无常主要指世间事物是变化的，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所谓无我主要指在人生现象中没有一个主体；所谓寂灭主要指人跳出轮回后（包括死后）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因而，印度佛教中的所谓“空”通常不是指绝对的虚无，而是联系世间事物的无常等本质来说的。
但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与印度佛教的原本内容有不少出入。许多中国民众都把信奉或皈依佛教理解为“看破红尘”、“踏入空门”或“了却尘事”。一些中国思想家在理解佛教的“空”时常常把其与“有”割裂开，认为“空”是与“有”完全不同或无关的状态。但在鸠摩罗什及其弟子较准确地翻译出大批印度般若中观方面的佛典后，情况有很大改观。中国人理解的佛教与印度佛教的本义的契合度大大提高。不过中国佛教在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印度佛教思想的采纳或选择内容是有变化或不同的。
就禅宗来说，最初的思想形态与后来发展了的形态也有很大变化。中国早期佛教引入了印度小乘佛教中重视静坐冥观，追求弃绝有关外部事物杂念的修持方式，看轻世界的种种现象，对世间事物无所求。这在早期禅宗里也有表现。如禅宗“二入四行”中的“无所求行”就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景德传灯录》卷第三十中记述这方面思想时说：“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故舍诸有，息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判知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也。”这里讲的“万有斯空，无所愿乐，……故舍诸有，息想无求”以及强调的“有求皆苦，无求乃乐”等就有较强的出世倾向。这时的禅宗在很大程度上是较为看重印度佛教中存在的要远离世俗生活的主张的。
但随着中国佛教的发展，由于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禅宗逐步开始强调与世俗生活的联系。禅宗里的南宗系统与早先的禅思想的主要倾向有所不同。尽管南宗系统的禅宗文献中仍有不少论述出世的内容，但关注点显然已向注重入世的方向偏转。在禅宗的主要文献《坛经》中就有这方面的突出论述，如该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见名出世，邪见是世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这种“佛法在世间”的思想明确否定了有完全脱离世间的佛法或涅盘。它与印度佛教中的不少论述是一致的，如上述《中论》中说的“涅盘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盘，亦无少分别”即是强调涅盘与世间密不可分的典型说法。否定涅盘与世间之间的绝对化分别，也就是否定有离开世间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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