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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在发展中对于传统佛教中存在的那种轻视或避开日常生活的修行产生了不同看法，对一些旧的坐禅方式开始不以为然。《坛经》中说：“道由心悟，岂在坐也！”《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中记述说：“王常侍一日访师，同师于僧堂前看，乃问：这一堂僧还看经么？师云：不看经。侍云：还学禅么？师云：不学禅。侍云：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作个什么？师云：总教伊成佛作祖去。”这里实际显示出了禅宗的这样一种思想，即：悟出佛教的道理或成佛，并不是仅仅依赖于形式上的那种读经学禅，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来体悟。
禅宗里百丈怀海禅师等人创立了中国佛教的丛林制度，设立了“百丈清规”。在其一系列新提出的有关主张及其思想中，极受人们瞩目的就是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和传统佛教中的僧人专心修行，一般不参与常人之劳作的观念有很大不同。尽管禅宗中不少祖师或僧人实际也不反对参加生产劳动，但百丈禅师在这方面更为突出，而且在理论上作出明确表述。他不但倡导僧人与寺外的一般民众一样做工，一样种田，而且将这一作法制度化，努力实行。他不仅要求弟子这样作，而且自己也率先垂范，坚持劳作。这在印度佛教中是没有的情况。在中国佛教中确实不同凡响。中国佛教中虽然在百丈怀海禅师等之前就有人强调“佛法在世间”，强调佛教的修行不能离开世间，但对僧人和一般民众日常主要所作之事还是有明确区分的。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实际是看到了僧人的劳作直接关系到了寺院的存在、僧人的生存这样重大的问题。
百丈怀海禅师等对传统佛教的僧人管理制度作出这种大胆的变革，并不是理论上的一种随意性思考的产物，而是和禅宗在中国历史上当时所面临的具体形势有关。禅宗由于相对其他中国佛教宗派，思辨性理论要求少，修行相对来说简易，吸引了许多人加入。在怀海禅师之前的一段时期，禅僧的人数大量增加，这给对寺院僧人通常执行免税制度的封建政权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因而统治者开始采取有关措施，限制佛教的发展。唐明皇时期就曾要求一些被认为是伪滥僧尼的人还俗。此后，唐统治者还一度取消了对寺院僧人个人田产免税的规定。这些情况的出现，使得大量禅僧的生活发生困难。禅宗僧团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采取一些先前佛教不曾使用或不曾普遍使用的措施。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主张或规定就能较好地满足禅宗僧团的这种需要。
怀海禅师等的这种主张和僧团的相应规定的实施虽然能满足禅宗发展的需要，但是显然与印度传来的佛教传统戒律或僧团管理惯例不符。因为按照印度传统戒律的基本精神，僧人是不应从事与经营或营利相涉太多的日常劳作的。印度传统佛教寺院僧人的生活一般是由别人来供养的。例如印度着名佛教寺院那烂陀寺的僧人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佛法和修行，基本不用为生计所担忧。据玄奘和义净所述，当时那烂陀寺周围一百多个村庄的收入都用来维持此寺院的开销。每天有二百户来寺捐赠米、油、乳等。这就使该寺僧人能衣食无忧，集中精力来学习研究高深的佛教名相概念和理论。在中国，佛教最初的发展阶段大致是努力模仿印度的作法，但当佛教大发展，禅僧人数太多时，确实也很难让国家或广大民众从经济上承受相应的费用。 当然，禅宗对于传统佛教戒律中的其他一些基本戒律还是沿用的，对于许多戒律中限制僧人做的事情也还是执行的。只是在其中对一些不适合禅宗发展的内容作了改动。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主张就是这类变革的产物。
这类变革使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扫清了一个重要的障碍，即僧众人数增加之后，会增加国家或民众的经济负担，这或多或少会引发统治者或一些社会阶层对佛教的不满，从而采取一些措施来抑制或打压佛教的发展。佛教僧团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实际上就是强调佛教僧人自己供养自己，通过每日的劳动达到自给自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减轻了负担。如果劳作所得能够在自给之后还有富余，并用来做善事，那么对社会就还会有贡献。这样会大大减少来自社会或统治者的敌视或抑制，创造一个良好的佛教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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