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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造成当时河北佛教这种现状的呢？这恐怕和当时河北佛教的政策是没有太大关系的。赵州从谂是在唐大中十二年（858）应请来到赵州古城东观音院，这个时间离唐武宗会昌五年（845 ）灭佛已有十三年之久，会昌灭佛虽使当时佛教遭受严重破坏，共毁寺4600余所、招提兰若4万余处，命僧尼26万多人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73]然而武宗的灭佛令在河朔三镇竟受到抵制，没被执行。日本天台宗的求法僧圆仁（794－864）当时正滞留中国，在他所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载有此事 ：“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寺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74]从谂所住锡的观音院位于赵州古城东，赵州，在唐属河北道，治所在今河北省赵县，赵州就归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镇管辖。河北三镇对佛教既采取保护政策，当时临济宗创始人义玄（？－766）也在藩王特别是王绍懿[75]等人的护持于成德镇治所在镇州正定城东南角濒临滹沱河的临济院居住传法，[76]因此当时河北的佛教应该不算是很衰落，但从赵州《十二时歌》来看，佛教在当时河北一带下层劳动人民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和开展却是不争的事实。造成河北佛教当时这一现状，归根结底主要原因还是和当时河北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必然的关系。作为下层的普通劳动人民，他们生活艰辛贫苦，自身朝不保夕，这让他们哪里还有心思和兴趣去信佛？让他们如何能有佛教信仰？又如何能有心有力供养布施？
这其实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当民不聊生的情况之下，佛教到底要怎样发展？又如何发展？这或是非要借助权贵不可了。赵州后来得到了燕、赵二王的礼遇恭敬和供养，才大弘禅道于北方，[77]恐怕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让人想到道安“不依国主，法事难立”[78]的道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佛教如果没有当朝权贵的支持，或许是很难发展的。以慧能南宗来说，慧能之后马祖及其法系的智藏、普愿、希运、灵右、慧寂等人，石头法系的道悟、宣鉴、义存、文偃、文益等人，几乎都得到当地的刺史、观察使或节度使以及后来的割据君王的支持，才得以顺利发展的。如果没有这样多的军政官员和士大夫“外护”的理解和支持是难以想像的。
当然，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国泰民安，宗教信仰自由，佛教需要发展和弘扬恐怕更多的是要做好是自身建设，才能在这个大好前景之下，兴盛繁荣，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四、结语
综上所述，赵州《十二时歌》以大众喜闻乐见且在民间普遍流行的俚曲小调的形式，形象的勾勒和渲染了一位住在荒村破庙的村僧一天十二时的艰苦生活。其语言特点浅显、直白，间或运用了方言、俗语，带有一定的口语化色彩，因此通俗易懂，广为流传。具有很高的语言价值、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十二时歌》同时，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所谓修行，要在生活中体验禅。生活中的困惑和烦恼，这恰恰是修行用功的最好时候，“烦恼即菩提”，历境练心，离开了生活的苦难、烦恼等而修行，别无菩提可得。由此，体现了赵州在生活中体验禅，融禅于生活，将禅与生活打成一片，生活即是禅，禅即是生活的基本禅法精神。这与人们所熟知他“吃茶去”、“洗钵去”、“庭前柏树子”、“赵州青州布衫重七斤”、“镇州出大萝卜”等这一类被禅林广为传颂的“妙语”所体现的禅意如出一辙，只是《十二时歌》更具体形象生动活脱脱。赵州《十二时歌》所主要体现出生活禅的意涵也就是当代净慧法师所提倡的“将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采”。赵州《十二时歌》也如实的折射出在渐渐走向衰落的腐败黑暗晚唐政府与专横残酷的藩镇压榨下，在藩镇割据角逐混乱以及大规模农民起义暴动下，不仅河北，天下老百姓都是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艰辛困苦。在这种人们连自己温饱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之下，哪里还有心思和兴趣去信佛，更谈不上供养布施了。所以，当时河北的佛教没能在下层劳动人民中得以广泛的普及和开展，这些值得我们深思与探讨。在当今人们衣食丰足、国泰民安，宗教又信仰自由的大好前景之下，佛教又该如何发展呢？想必应该从做好自身建设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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