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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丈，古来之说，乃维摩居士之石室，四方有一丈，丈室之名，始基于此。维摩，即维摩诘，为佛陀之在家弟子，乃中印度毗舍离城之长者。虽在俗尘，然精通大乘佛教教义，其修为高远，虽出家弟子犹有不能及者。《法苑珠林•感通篇》曰：“吠舍厘国宫城周五里，宫正北六里有寺塔，是说维摩经处。寺东北四里许有塔，是维摩故宅基，尚多灵神。其舍迭砖，传云：积石，即是说法现疾处也。于大唐显庆年中敕使长吏王玄策，因向印度过净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号方丈之室也。”案方丈之名，先唐王玄策已有其说。王简栖《头陀寺碑文》曰：“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注，高诱曰：“堵长一丈，高一丈，面环一堵，为方丈。铣曰：宋孝武皇帝时也，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茨之草，以置经家也。”则方丈唯言僧坊之狭小而已，必非由于维摩也。住持一方佛教的长老，不仅要精通佛法，而且要以身作则，连居住的地方，亦要有朴素检约的特色。
不立佛殿，惟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授，当代为尊也。
入门无佛殿，升座有虚堂。即此传心印，当知是法王。
禅林中以法堂代替了佛殿，这是禅林中非常特别的地方。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寂以后的佛教，特别兴起了对佛陀的怀念，如建塔、造佛像等。在《四分律》中的事塔功德，以及中国佛教中建造佛像、佛殿的极尽能事，可以说都突显了这一层面的意识，所以佛殿在寺庙里一般都是处在中心的位置。然而，建筑佛寺、佛殿、佛像等等，都是希望通过这些事象来启发人们自性的佛宝--如来藏的功德。如果忽略了自性的证悟，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建设高广豪美的寺宇，就会把依佛像而修自性的方便沦为偶像的崇拜，这对于佛法真实层面的启悟反倒成了莫大的障碍。百丈大胆地对这种传统的寺庙建筑格式进行了改革，禅林中不树佛殿，唯建法堂，应该是对当时中国大地上这种流弊的反思与回应吧。大乘以佛宝为究竟的归依对象，为了引导中、小二乘的行者，次第转入大乘，所以才方便设立三种不同的皈依。而怀海禅师不树佛殿，只建法堂的创意，突显住持僧宝依禅林中有佛法证悟体验的长老为住持，和合修学，可以说极尽现实的权巧方便。
所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设长连床，施[木+施]架，挂搭道具。
学徒无众寡，高下入僧堂。道具安[木+施]架，周围设广床。
百丈清规的这一举措，体现了和戒律不异的精神。在佛世已有僧堂之名，大小乘律依夏次法腊安众也是一贯的。但在原始佛教僧团中，僧堂是指僧房与精舍，故性质与百丈时的僧堂应该是有差异的。现今僧堂的制度，是依据唐代百丈怀海禅师所制定之禅门清规而更加具体化。我国自唐、宋以降，于僧堂之中央安置圣僧像，众僧围之，周围设置坐床，是禅林中僧众日常起卧的堂舍，更是僧众坐禅办道之道场。僧堂依其作用，具有多重意义，故有多种称呼。是云水僧群集之处，所以称为云水堂；是选出佛祖之道场，称为选佛场；僧众于此堂凝然坐禅，犹如枯木，称为枯木堂。亦有广堂之称。后世称为禅堂，是与明、清禅规中之坐禅堂相混淆了。
僧堂系禅寺最重要之场所，故对僧堂之位次及日常之进退行法，敕修、备用等诸清规，均有极严格之规定。僧堂多建于寺之东侧，随堂之广狭设四板、八板、十二板等床位。在僧堂，各人之座位横占三尺，头上之椽有三条，故古来有“三条椽下，七尺单前”之语。在僧堂内所定之座位，称为堂位。此堂须保持缄默，因此与浴室、西净共称为三默堂。
禅林中的学众，不管有多少，不分高下，全部都在僧堂中，这体现了僧众间的平等原则。彼此间依受戒后的结夏安居的年数而定先后，僧众受戒后的结夏安居次数，实际就是僧人的戒腊，因为佛教僧徒每年要举行安居静修，安居一次，戒腊也就增长一岁。《梵网经》菩萨第三十八条轻戒规定：“若佛子，应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在后坐，不问老少、比丘、比丘尼、贵人、国王、王子乃至黄门奴婢，皆应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次第而坐。”【《梵网经菩萨戒》第三十八条《乖尊卑次序戒》，《大正藏》卷二四，1008b。】百丈清规的依夏次而定先后，可说与此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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